界讨论环境李泰格

奥运之后，北京的环境如何保障？

泰格李 — Wed, 29 Aug 2007 15:57:00 +0000

环境一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组织者最担忧的问题之一。李泰格问道，虽然中国政府有能力在奥运会期间解决这一问题，但奥运过后，情况又将如何呢？

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北京的环境质量成为了人们最大的担心。

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如果届时北京的空气质量太糟糕，一些与耐力有关的奥运会项目，如赛程长达6小时的自行车赛，有可能延期或推迟到另外一天。广州《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甚至说，如果北京的空气质量不能被改善，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成为历史上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奥运会之一。

这些担心或许是多余的，因为中国政府正全力以赴，保障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环境质量。

本月17日开始，北京限车四日，全市机动车分单双号行驶，预计每天停驶约130万辆机动车。北京市环保局会监测机动车出行减少后空气质量的改善情况，为奥运空气质量保障摸索经验。如此大规模的环境试验实属罕见，政府部门的决心和能力可见一斑。

机动车限行仅仅是北京计划在奥运会期间采取的临时措施之一。北京的《法制晚报》还透露，北京奥运会前后约两个月，北京的部分企业将停产，施工工地将全面停工，北京周边的山西、天津、河北和内蒙古也会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控制措施。

目前，北京正在修订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本月13日接受新京报网站访谈时没有透露保障方案的细节。但他说，奥运会期间“肯定要对机动车污染排放、施工扬尘，以及其它对空气产生严重影响的生产、工作过程采取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

可以预计，这些不惜成本的临时性措施，完全有可能使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达到要求。但问题在于，奥运会之后北京的环境又该如何保障呢？

如今，北京的污染大户首都钢铁公司已经开始搬迁，机动车尾气成为了北京的主要大气污染源。中国政府鼓励发展汽车产业，公众则渴望车轮上的生活。和中国其它城市一样，北京市的私家车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截止今年5月，全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突破300万辆，其中大部分是私家车。

对北京而言，比空气污染更为严峻的挑战是水资源短缺。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为了保证北京的用水，河北、山西等水资源本来就贫乏的省份，这些年来一直在忍痛向北京输水。而奥运场馆和道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奥运期间生活用水和环境用水的需求，以及奥运带来的GDP增长，都会促进北京水资源的消耗和水环境的污染。

来自南水北调办公室的消息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石段（石家庄段到北京段）工程将在2008年奥运会前具备通水条件，作为应急情况下从河北省四座水库调水进京的通道。南水北调是中国正在建设的远距离引水工程。其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始于湖北省的丹江口水库，止于北京，预计2010年完工。

但南水北调并不能彻底解决北京的水资源短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2000年就在《中国环境报》上撰文说，南水北调仅能为北京提供每年10余亿立方米的水，而且成本极高，用户难以承受。她还警告说，“倘若水源和污染不能有效解决，北京便有可能真正面临迁都之忧”。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去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大会上也承认，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主要因素。

这样一个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城市却在迅速扩张，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截至2006年底，北京市的人口达到1581万。由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聚集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从而吸引了相当多的外来人口。与上一年相比，北京市的人口增加了43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凡此种种，无一不在加剧北京的交通拥挤和空气污染，加剧水资源的压力。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北京并未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无限制的扩张大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奥运会在中国举行都是一件幸事。但我有时会想，申办奥运会主办权的为什么是北京，而不是一个水资源相对宽裕、人口压力相对较小的中国城市呢？北京有信心保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和水，是否也有信心在奥运会之后解决城市环境不堪重负的难题？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说，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不是仅仅为奥运会，根本上是为了在北京生活的1500多万北京市民和来北京工作生活的外地人、外国人。诚哉斯言。不过，奥运会之后改善空气质量的任务非常艰巨。为了奥运会，北京的私家车主们可以暂时做一些牺牲，少开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车，但总不能要求他们永远闲置爱车。奥运会期间可能采取的一些应急措施，如百万辆以上汽车停驶、部分工厂停产、施工工地停工等，注定难以持续。

然而无论如何，决策者仍然可以从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方案中吸取经验教训。举个例子，倘若机动车限行确实对北京的空气质量和交通状况大有改进，政府可以考虑在郊区修建更多停车场，提高私家车在中心城区行驶和停泊的费用，以此鼓励私家车主换乘公共交通进入中心城区。

或者我们也可以开始考虑“去中心化”。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降低中心城区的功能。换句话说，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市场手段，促使一些机构和公司从中心城区搬到通州、顺义、大兴等卫星城，让那些居住在卫星城的市民免去早晚奔波之苦，同时减轻环境压力。第二层含义是降低北京的功能。河北和山西的水资源本来就十分紧缺，却还要勒紧裤腰带，向北京供水。原因很简单，北京是首都，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但这个中心却没有很好地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既然北京水资源如此短缺，为何不采取措施，鼓励部分机构和人口外迁呢？

类似的措施还有很多。毕竟我们都不希望碧水蓝天映衬下的北京，仅仅是2008年夏天的昙花一现。明年之后，如何能够将良好的环境留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或许是我们的决策机构们现在就需要提前去考虑的问题。

李泰格, 驻北京的环境与科学记者，擅长深度报道。1997年获四川大学工学硕士；2003－2004年，获Knight科学新闻奖学金资助,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

投资房地产，还是节能环保？

泰格李 — Wed, 03 Oct 2007 12:58:00 +0000

为抗击气候变化，中国需要投资几万亿元来推动节能环保的发展。但中国的投资商为什么仍热衷于房地产开发呢？李泰格对此进行了调查分析。

" 三天以前，中国政府公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占中国能源总量的比例将从2005 年的 7.5% 上升到15% ，这就是说，我们至少需要有2000 亿欧元投入到可再生能源。 "

9 月 7 日，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用英语介绍了中国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计划。

在节能环保领域，中国需要的投资不仅仅是2000亿欧元，或者说 2万亿人民币。据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 2006 》预测，到2030 年中国需要约 3.7 万亿美元的能源新投资。如此巨大的投资机会，正等待着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机构和个人。

施正荣就是一个捕捉节能环保投资机会的榜样。他曾留学澳大利亚，投在著名太阳能科学家、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马丁格林（Martin Green）门下。 2001年，施正荣回到中国，创立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公司（SUNTECH）。尽管中国国内的太阳能发电市场还未真正形成，但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四的太阳能电力制造商，98%以上的产品销往海外。

太阳电池为施正荣带来了财富。2005年12 月，无锡尚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新财富》杂志 2006 年5月发布的中国大陆 "500富人榜 "中，施正荣以150 亿元人民币名列榜首。

不过，像施正荣这样投资节能环保的，还不是中国富人的主流。今年 4月，《新财富》推出 2007 版中国大陆"500 富人榜" ，施正荣的身家比一年前增长了 26.6亿，排名却跌落至第 5位。榜单上的前 8 位富豪中，除了施正荣，全部是房地产企业的老板。其中，碧桂园控股的杨惠妍位列第一，财富达到455 亿元人民币。

这些房地产老板身价暴涨，大概要归功于各自企业的公开上市，归功于中国楼市和股市的持续疯狂，与节能环保和技术创新大概扯不上多大关系。

在国际上，节能环保已经成为风险投资青睐的热门行业。在中国，情况却可能大不一样。毕竟，节能环保是一个技术含量和风险程度都相当高的行业，而中国房地产风险之低和利润之高是人所共知的秘密。一位开发商对《南方周末》承认： " 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 "

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郎咸平今年 8 月在合肥的一次演讲中称，中国" 投资环境持续恶化" ，民营企业家的投资意愿不到先进国家的20% ，因为 " 两年前不小心买的别墅，一转眼就赚一两千万" ，" 辛辛苦苦做实业则每年只有5% 的回报率" 。

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科学技术政策专家曾对我说："如果缺乏透明、公开的市场环境，企业依靠拉关系、炒股票、倒地皮等非正常手段就可以赚到钱，又何苦去搞什么技术创新？ "

营造一个鼓励节能环保和技术创新的投资环境，无疑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重任。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加强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却忙着出卖土地，或者上马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仅仅以 GDP 增长作为政绩，甚至趁机中饱私囊。

科技部部长万钢 9月10 日在武汉举行的 2007中国科协年会上委婉地批评了这类行为： " 一些部门、地方的同志依然把 GDP 增长作为硬任务，把节能减排作为软指标，激励政策不完善，工作机制不健全，监管也不到位。 "

只要不干非法的勾当，投资房地产当然无可厚非，但中国更需要节能环保和低碳经济等方面的投资。正如万钢所说，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率低、有害排放严重的经济增长模式， "已经造成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容纳、社会难以承受的被动局面 " 。

所幸的是，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节能环保也逐渐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例如，一家名叫佩尔优（PowerU）的企业开发出应用于中央空调蓄冷系统的节能技术，可以在不收一分钱的情况下帮助客户节约用电量，然后收取节电量的一半作为服务费用。这家企业得到了青云创投（Tsing Capital ）中国环保基金和西门子投资基金的共同投资。

佩尔优的蓄冷技术已经在国内一些机场、宾馆、商场、工厂等得到应用。据中央电视台2006 年 10月报道，武汉中商广场采用其技术以后，一年的电费从八九百万元降到了六七百万元，而武汉市委书记苗圩还表示将实行梯度电价，耗电越多，电价越贵，然后将多收的一部分电费用来补贴节能新技术的推广。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节能环保技术都像佩尔优的蓄冷技术那样，现在就可以让企业和客户实现"双赢"。如果不考虑传统技术的碳排放等环境成本，某种新的节能环保技术处于发展初期时，其成本通常不具有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需要政府从政策上大力扶持，还需要企业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

希望有一天，中国大陆的 "富人榜" 上，出现越来越多类似施正荣的节能环保新贵，而不仅仅是房地产企业的老板。

实际上，房地产行业也离不开节能环保。据新华社2006 年 12 月报道，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建筑节能专题调研表明，国内既有建筑 99% 为高耗能建筑，建筑能耗占能源总消费量的比例为27%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 3倍多。房地产开发商们忙着赚钱的同时，也该多考虑考虑节能环保的事情了。

中国与印度：分化世界中的选择

泰格李 — Wed, 28 Nov 2007 11:46:00 +0000

联合国在一新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将对全球的穷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在印尼巴厘岛的气候变化会议到来之前，李泰格问道，中国和印度如何认识它们的使命？

有位北京同行曾经给我的手机转发了一条短信：“第七届世界厕所峰会 10 月3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 26 亿人用不上洁净的厕所，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印度和中国。”朋友觉得这条消息很好玩。三年前，世界厕所峰会也曾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

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 ，与世界贸易组织一样简称WTO）今年选在印度举行峰会，的确是找对了地方。因为印度是世界上最缺少厕所的国家，其稀缺程度超过中国。在新德里的街道上，难觅公共厕所的影踪，却随处可以见到站在墙根小便的男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厕所问题折射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

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没有洁净的厕所，没有家用电器。印度政府在今年 10月发布的一份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报告中提到，6亿多印度人还用不上电，这一数量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总人口。

中国也有着类似的状况。11 月18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NGO气候变化谈判工作坊上，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说，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标准来算，中国至少有两亿以上的贫困人口，“我去过密云水库附近的一个村子三次，那里的贫困状况叫人惨不忍睹。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外滩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密云水库在北京郊外，距离中心城区不到一百公里。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和印度政府在历次气候变化谈判中坚持不承诺温室气体减排。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是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成员。2005年在蒙特利尔，他在谈判桌上激动地对一些发达国家的代表说：“我来这儿一趟要花几万元人民币，够一户中国农民花上好些年。我来干什么？受中国老百姓之托来了。你们应该去中国看看，夏天有多少人用不起空调，冬天有多少人还无法取暖……我们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当然意味着要排放。这是必要的排放，不是奢侈的排放！”

不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和印度承担减排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预计美国等发达国家将继续对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联合国，也呼吁中国和印度采取更积极的行动。11月2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的《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发达国家在205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至少80%，在2020年之前削减20%到30%；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排放国家的目标是排放量到2020年达到最高，在2050年之前削减20%。

报告的主编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负责人Kevin Watkins。据《印度时报》报道，报告正式发布前约一个月，他曾在印度举行的一次记者培训上透露，“我们要求富裕国家深度减排80%，其它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也需要设定目标。富裕国家应该为这些国家完成目标提供财政支持。”

印度一家名叫科学与环境中心的机构负责人Sunita Narain女士从该报记者口中听说这个消息后表示惊讶：“如果联合国这样说，简直是一种倒退。”在她看来，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承担减排义务，而应该在发达国家财政框架支持下像“蛙跳”一样直接过渡到清洁能源技术。

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和印度应当在现阶段做出减排承诺。不过，中国和印度确实应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扮演更具有建设性的角色。

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采取了很多行动。例如，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表示，中国政府要求2006 至2010年内单位GDP能耗降低20%，相当于节约6亿吨标煤，“这样的行动在一些西方国家看起来是不可思议、也难以做到的事情”。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11月17日举行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新闻发布会上也对中国今年6月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表示赞赏。

中国政府还在9月1日启动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活动，要求节能减排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这一举措无疑是英明的。但除了"自觉"之外，对一些人群，比如富人，是不是可以要求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斗中做出更多贡献呢？

中国和印度都是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而印度的贫富差距比中国更甚。在新德里和孟买等印度城市，与现代化高楼相伴的是一个个破旧的窝棚，很多人连公共汽车都坐不起。但与此同时，一位家住孟买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印度富豪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正在孟买打造一座数十层高的豪宅，汽车可以开进这座豪宅之中。

据美林证券和凯捷顾问公司今年10月发布的《亚太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资产超过 100万美元的达到34.5万人，人数仅次于日本，比上年增长 7.8%；印度也有10万以上的百万富翁，比上年增长了 20.5%。

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化的世界之中。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富国和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那么，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富人和穷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是否也可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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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博弈：中国是赢家还是输家？

泰格李 — Fri, 01 Feb 2008 06:14:00 +0000

巴厘岛会议上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和政策站到了抗击全球变暖危机的前沿。但同时，中国的努力也将因此而经受更大的国际监督和考验。李泰格报道。

巴厘谈判结束之后，中国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南方周末》发表评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赢家。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谈判中，中国真的是赢家吗？

与以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缔约方大会不同，中国在巴厘岛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在大会第一天的发言中，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司长苏伟就提议，可以将《公约》下的长期合作行动对话机制转换为正式的工作小组，讨论所有发达国家的减排责任。

显然，这一提议主要针对美国。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公约》对其仍然有法律约束力。

苏伟还表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政策措施承诺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发达国家应为此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加强能力建设 ” 。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负责气候变化工作的副主任解振华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在发达国家提供相应支持，即建立减缓、适应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国情，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速度”。

观察人士称，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性承诺，并且为美国的问题设置正式的解决方案。

苏伟后来对中国媒体透露，中国代表团奔赴巴厘岛之前就准备了具体的提议，期望对谈判有实质性的推动，“各方不能只是空对空地谈” 。

中国立场的积极变化赢得了多方人士的好评。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项目总监汉斯佛尔莫（ Hans Verolme ）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雄心勃勃地来到巴厘岛，表现出了足够的灵活性”。

中国此次在巴厘岛的主动出击，离不开国内节能减排行动的根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就指出，中国计划在五年时间内将单位 GDP 能耗减少20%，“这与欧盟承诺在 202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在本质上相差不远。”

在为期半个月的巴厘岛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比从前更加活跃。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气候集团、德国伯尔基金会等多家非政府组织的人士都与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交流的机会。中国代表团还在谈判期间举行了两场小规模的中国媒体见面会，分别由副团长苏伟和团长解振华出面回答记者的问题。

当然，中国的公共关系策略仍有待改进。很多国外人士并不了解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方面所开展的工作，苏伟也承认中国过去“做得多，说得少 ”。在巴厘谈判期间，多家外国媒体的记者希望采访到中国代表，但40 人的中国代表团之中没有专门的新闻官，中国也没有举行向所有媒体开放的新闻发布会。

大会的最后一天，有家外国媒体 (DPA) 甚至发布消息称，中国和印度阻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国代表团听说这则消息时，显得非常委屈。此时，代表团一些成员开始谈论沟通外国媒体、传递准确事实的重要性。

实际上，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巴厘岛的演讲中抨击说，美国才是谈判进程的主要阻挠者。

几乎是在谈判的最后一刻，美国代表团终于同意通过“巴厘路线图”。各方将在今后两年中进行高强度谈判，争取到2009 年达成具体协议，从而保证国际社会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满之后，即 2012 年之后执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

巴厘路线图是各方妥协的结果。由于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反对，欧盟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发达国家到2020 年至少应在1990 年基础上减排25% 至40%”的主张没有清晰地写进决议的案文。但无论如何，美国搭上了车，今后的谈判中可以名正言顺地讨论其减排指标问题。

根据这份路线图，发展中国家也将在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情况下，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减缓排放行动。正如南非代表在发言中所说：“一年前，我们都难以想象发展中国家会同意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减缓排放行动。”

经过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极力争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这三个形容词也适用于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中，中国需要资金，但更需要的恐怕是技术。根据《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开发，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多年以来，技术转让谈判进展甚微，而巴厘谈判终于出现了可喜的进步。当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技术转让等问题上还有极大分歧，未来的谈判必然荆棘密布。

美国《时代》杂志资深环境记者布赖恩沃什称，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此次谈判的赢家，而美国是输家，因为美国最终也作出妥协使路线图得以通过，同时又显得自私和难以对付。

从“自私”的角度来讲，美国或许并不是输家，因为美国代表团极力维护的是其国家利益。但布什政府的立场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期待美国政府能够跨越自私的边界，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同意在后续谈判中讨论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减缓排放行动这并不等于像发达国家那样承诺绝对减排指标，但无疑将给各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中国已经在采取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速度的行动。即使没有气候变化谈判，中国经济也需要转型。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说，不论今后的谈判结果如何，不论美国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后是否批准《京都议定书》和承诺恰当的量化减排指标，“中国都会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

但分析人士指出，巴厘路线图对发展中国家的减缓排放行动提出了“可核实”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相关统计数据的可信度今后将经受考验。因此，中国需要采取一些预见性的应对措施，例如建立国际认可的评价标准。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行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对中国而言，在坚守国家利益的同时，成功实现向绿色经济的转型，并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做出更多贡献，就会是最终的赢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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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淡水湖的慢性病

泰格李 — Fri, 28 Mar 2008 10:32:00 +0000

大坝建设、污染和气候变化在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最大淡水湖 --鄱阳湖。李泰格从江西省发来有关报道。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盆清水”的鄱阳湖，已经陷入水量与水质的双重危机。

鄱阳湖古称“彭蠡”，位于江西省北部。在丰水季节，鄱阳湖的湖面面积可达4000多平方公里。这个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接纳着江西省内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五大河流的来水，然后在九江市湖口县注入长江。如果算上上游的五大河流流域，鄱阳湖的流域面积占到了江西省国土面积的97％。

在华东地区，江西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鄱阳湖流域以往受到的工业污染比较轻。在中国的四大淡水湖泊中，鄱阳湖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富营养化的湖泊。

鄱阳湖每年都会经历急剧的水位变化，其变化幅度往往在10米以上。江西水利系统流传着“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说法，即指鄱阳湖在丰水期碧波千里，在枯水期却宛若一条河流。

水位大幅升降对鄱阳湖乃是寻常之事。但不寻常的是，鄱阳湖的低水位记录这几年不断被打破。鄱阳湖的枯水期也在延长，往年最低水位通常出现在每年1月或2月，如今则提前到12月甚至更早。

江西省本来是水资源丰富的省份，但鄱阳湖沿岸的一些城乡地区已经出现用水短缺。更有甚者，2006年10月，由于鄱阳湖大面积干涸，都昌县城自来水厂取水口竟然随之暴露于荒滩之上。

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谭晦如研究员将河湖干涸比作慢性病：“洪涝灾害来势凶猛，就像急性病一样，而生态缺水如同慢性病，它所造成的湿地生态损害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修复”。

专家们推测，鄱阳湖新出现的缺水问题，与气候变化、上游河流来水减少等多种因素均有关系。

三峡工程(参阅文章"中国更明智地看待三峡")也被视为影响鄱阳湖水量变化乃至流域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江西省副省长熊盛文就在2007年4月举行的第二届长江论坛上称，三峡工程运行以后，“长江与鄱阳湖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些专家认为，三峡水库蓄水后，鄱阳湖与长江的水位落差加大，会导致出湖流量急剧增加。例如，2007年9月25日零时，三峡水库开始汛末蓄水。而江西省水文局的监测表明，数天后鄱阳湖自湖口入长江的流量骤增至每秒6000多立方米，同期鄱阳湖上游五大河流的入湖流量只有每秒1000多立方米。

此外，据《财经》杂志报道，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退休的教授级高工熊大衎 (Xiong Dakan)还担心，三峡工程运行初期的30年内，在上游河道冲刷的同时，湖口河段会产生淤积，对鄱阳湖湖区的防洪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三峡工程对于鄱阳湖的缺水问题和防洪格局究竟有何影响，尚需深入研究。2007年12月，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牵头的《三峡工程运用后对鄱阳湖及江西“五河”的影响研究》项目启动。这项研究将带来怎样的答案，非常令人期待。

困扰鄱阳湖的不仅是水量的变化，还有水质的不断恶化。

就在六、七年前，鄱阳湖的确称得上是“一盆清水”。根据江西省水资源公报，2001年鄱阳湖的一类水和二类水约占八成，三类水约占两成。水质的等级越低，质量越好，一类水至三类水均可作为饮用水源。也就是说，那一年鄱阳湖全年的水质均符合饮用水源的标准。

但到了2007年9月，当鄱阳湖水位与往年基本持平，湖区水面面积达3000多平方公里时，江西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在湖区的10处评价断面中，已经没有发现一类水和二类水，三类水占六成，轻度污染的四类水则占到四成。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当鄱阳湖水位持续创下历史新低，水面面积仅为40多平方公里时，注入长江的出湖水甚至沦为重度污染的五类水。

近几年来，江西省的各县市都加快了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的步伐，纷纷建立工业园区。江苏、浙江等地的一些污染型生产企业也开始向江西转移。不过，该省很多工业园区都未真正实现达标排放，而多个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刚刚起步。鄱阳湖不幸成为了江西全省的纳污盆。

此外，在鄱阳湖区，还屡屡发生乱采砂、乱杨树等破坏生态的行为。

其中，鄱阳湖区的很多县市从2003年起大规模种植杨树。杨树属于速生林木，可以给地方政府和造林者带来可观的收入。

但是，杨树犹如抽水机，会掠夺其它生物所需的水，给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构成威胁。而且，树种过于单一可能带来严重的病虫灾害。因此，发生在湖洲滩地的这股杨树种植热潮，让不少专家感到忧虑。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鄱阳湖索要无度，致使母亲湖伤病累累。唐代诗人王勃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写下了“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The fishermen returned home in the evening, their songs drifte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Poyang Lake.)的诗句。但如今，鄱阳湖内的鱼类资源减少，渔民的收入大受影响，人们恐怕很难有这种心境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鄱阳湖区的生态观念已经开始转变。2007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要求切实保护好鄱阳湖的“一湖清水”。当月下旬，江西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决定开展鄱阳湖生态环境专项综合整治行动，制止乱栽树等行为。据了解，目前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栽种的杨树已经基本上被铲除。

对于鄱阳湖的保护而言，仅靠铲除一些杨树，是远远不够的。是否能保住“中国最后一盆清水”，我们只剩下最后的机会。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重复其它地区污染环境的老路，是摆在江西省乃至全中国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转基因技术能否带来粮食增产？

泰格李 — Wed, 14 May 2008 09:36:00 +0000

食物价格的上涨促使各国考虑使用生物技术来提高产量。但转基因技术真能奏效吗?李泰格通过调查指出，就转基因技术的增产效用还需经一步研究。

在国际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的关头，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和研究人员不失时机地提出：转基因技术可以为应对世界性粮食不足提供新的解决之道。

在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和推广上，中国也显得雄心勃勃。根据中国政府的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今后将“加强转基因抗病虫水稻、油菜、玉米、大豆等品种的选育”。此外，“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已被《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将成为中国投资额最大的农业科研项目，转基因品种的产量、品质、营养价值和耐旱性等都将成为该重大专项的研究重点。

那么，转基因技术能否带来粮食增产呢？

所谓转基因，是指引入外来基因，改善生物体的特定性状。目前，已经投入商业化生产和正在进行试验研究的转基因作物中，转入的基本上是具有抗虫、抗病、耐除草剂等性状的基因，而不是直接影响作物产量的基因。

当然，从理论上讲，病虫害的减少可以间接提高作物产量。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2007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就认为，转基因技术可以增加作物的产量。

其中，在印度和中国，转Bt基因抗虫棉的杀虫剂使用量均可减少50%，而棉花增产量分别有过50%和10%的纪录。这类转基因棉花转入了苏芸金杆菌(简称Bt)毒素蛋白基因，其产生的毒素可以杀灭棉玲虫等害虫。

转基因棉花属于非粮食作物。但根据这份报告，转基因技术给玉米等粮食作物也可以带来增产。例如，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Hlabisa地区农民协会主席Richard Sitole说，协会的250 个贫困小农户从2002 年开始，在平均每户2.5公顷的面积上种植转Bt基因抗虫玉米。他自己的产量比种植常规玉米增加25%，收入增加300 美元，有的农户增产甚至达到了40%。

在各种转基因粮食作物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转基因水稻。仅在中国，就大约有1.1亿个农户种植水稻，平均每户种植约0.27 公顷。如果转基因水稻可以带来增产，其意义不言而喻。

除了伊朗，中国和其他国家尚未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但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转基因水稻研究上投入大量经费，并且有四个抗虫品种通过中间试验和环境释放试验，进入了商业化生产前的大田试验阶段。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等人曾经对其中两个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的生产前试验阶段进行了调查。而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引用这个研究团队的调查结果称，转基因水稻可增加产量2%~6%，杀虫剂用量则可减少近80%。

不过，黄季焜的研究团队后来在2008年第1期《经济发展与文化变化》杂志发表的论文中，对转基因水稻可以增产的结论做出了修正：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水稻的那些村子中，水稻产量的确有所增加，但具体到那些同时种植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和非转基因水稻的农户，水稻产量则没有差别。换句话说，在严格的随机对照条件下，尚未发现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增产效应。

出现上述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产前试验并没有随机选取农户，而一些村干部或许更愿意将那些对种田比较用心的农户纳入试验项目。

无论如何，要回答转基因抗虫水稻是否增产的问题，科学家们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当然，即使转基因抗虫水稻不会增产，但如果确实具有大幅度减少杀虫剂和劳动力使用等优点，而且其健康和环境风险评估得到认可，对于确保粮食价格不过快上涨恐怕也有好处。

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研究组2008月5月发表于《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的研究，或许为提高转基因水稻的产量带来了新希望。他们首次发现并成功克隆一个同时控制水稻株高、抽穗期和每穗粒数的基因。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利用这一基因来提高水稻产量。当然，目前这种可能性还停留在纸面上。

实际上，不仅是转基因水稻，关于其他转基因粮食作物是否增产的问题，争议都从未停止。有的研究甚至认为，转基因技术反而会使作物减产。美国堪萨斯大学巴尼·戈登(Barney Gordon) 最近发表于《Better Crops》杂志的研究就发现：孟山都公司一种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产量比常规大豆几乎少了10%。

2008年4月发布的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评估(IAASTD)报告，很好地反映出关于转基因作物产量问题的争议：根据某些转基因作物在特定年份的有限研究数据，有些地方可增产高达10%-33%，有些地方则出现了减产。

因此，对于转基因技术能否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这个问题，报告的措辞相当谨慎。报告指出，由于转基因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对其健康、环境和经济方面的风险和利益长期评估还比较滞后。

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评估(IAASTD) 由全球400多名专家、历时三年撰写而成，已经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57个国家的批准。报告一经公开，引来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其中，英国《每日邮报》将其解读为转基因技术并不是应对食品短缺危机的出路。实际上，IAASTD报告并未否定转基因技术的作用，只是强调不能将解决方案简单化，过分强调转基因技术的作用，而应多管齐下，注重其他农业研究和本土农业实践，同时避免转基因专利的不利影响，如妨碍科学界的独立研究和小农户的选择等。

的确，一味地颂扬和反对转基因技术，都不是明智之举。

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不仅需要独立客观的科学研究，而且需要及时充分的信息披露，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切实参与。

而对于转基因技术能否带来粮食增产的问题，或许需要更多地仿照医学研究中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的标准，针对具体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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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县城的毁灭

泰格李 — Thu, 03 Jul 2008 06:37:00 +0000

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加重了5•12地震中北川地区遭受的损失。李泰格写道，此前，中国已发生了相似的地质灾害。那么，这样的悲剧还会重演吗？

在“5·12”特大地震中，最令人悲痛的当属北川县城。

地震过后，整个北川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根据官方的统计，北川县城的死亡和失踪者达1万3千多，而县城的居民总数估计只有4万多人。北川县城所在的曲山镇，已经不再适合居住，其废墟之上将建立地震纪念馆。

对于这个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来说，无法忘却的不仅是地震，还有地质灾害。如果当初在城市的选址和发展中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的威胁，北川县城或许不会遭受如此浩劫。

北川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至今已有1400多年建县历史。而县城搬到曲山镇，不过是50多年前的事。

地震前美丽的北川

1952年9月，北川县城由治城迁往东南20多公里处的曲山。关于此次搬迁的具体原因，尚不得而知。一种说法是与此前北川的匪患有关，搬到交通相对便利的曲山以后，情况危急时可以更快地得到支援。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县城选址曲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曲山镇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狭窄地带，周围密布滑坡体，即使没有地震，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居住地。

四川绵阳市水利系统的张德藩在1992年《水利水电技术报导》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由于山高坡陡，处在断裂带上，地质环境复杂，曲山镇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严重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山地灾害。成为北川县城之前，这里的居民不到500人。

实际上，曲山镇成为县城以后，各种山地灾害并未停息。到了20世纪80年代，更有专家到北川考察，指出北川处在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县城则被裹胁在山体之间，非常危险。一种普遍的忧虑开始在县城居民中蔓延，那就是北川县城可能被山体跨塌“包饺子”。

据《财经》杂志报道，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川县曾提交报告，申请搬迁县城。而搬迁候选地址之一的擂鼓镇，更为靠近地势平缓的地带，在此次地震中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情况明显好于曲山镇。不过，由于拿不出搬迁经费，加上专家们在北川县城是否需要搬迁的问题上存在争论，搬迁计划就此夭折。

在那篇根据考察报告删减而成的论文中，张德藩就称北川县城“周围山体是稳定的，不会发生因山体失稳而毁灭县城的灾害”。

后来，县城搬迁的计划渐渐被忘却，城市规模继续发展。不过，三面临山、一面环水的曲山镇，乃弹丸之地。当曲山镇城区为1平方公里时，老城区的可建设用地已消耗殆尽。于是，县城只好跨过湔江，在对岸的茅坝拓展新城区。而茅坝北靠景家山滑坡，也是一个险地。

在这种恶劣的地质条件下，决策者依然同意了北川县城迅速扩张的蓝图。到2005年底，北川县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而根据四川省建设厅批复的北川县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其建设用地规模将达到4.1平方公里。

当然，人们并未完全忘记地质灾害的风险。北川县国土资源局一份公开的材料显示，该局“对重点地质灾害点的治理高度重视，多次向上级反映汇报”，并于2004年对北川县城老城区的王家岩滑坡进行了治理。

2005年，王家岩滑坡被列入省级重点工程治理项目，获得152万元防治专项资金。2006年7月，抗滑桩、挡墙、排水沟等工程设施修建完成。

但面对一场特大地震引发的山体崩塌和滑坡，王家岩滑坡治理工程所起作用毕竟有限，北川县城被无情地淹没。

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十多位亲人的幸存者痛心地说：“如果不是山体垮塌，县城不会死那么多人。”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王自法博士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也认为：“受灾最重的北川有一半损失是由地质灾害造成的”。

在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加上降雨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不均，地质灾害是一种比地震更为常见的威胁。

对于那些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地区，在乡村和城镇的选址和建设中，当极力避免重蹈北川覆辙。但现实状况令人忧虑。

在地质灾害防范方面，中国欠下了太多旧账。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城镇、村舍的选址和建设并未经过科学调查。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三峡库区投入了数十亿元进行地质灾害防治。但在很多地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依然缺乏，甚至是捉襟见肘。

旧账未了，又添新账。在一些山区，人们在扩建城镇和修建工程时仍然不顾地质条件，在本身就不稳固的滑坡体上大挖大填，加剧了地质灾害的发生。

发生在重庆市武隆县和云南省腾冲县的悲剧，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1年5月1日，武隆县城出现滑坡，一栋居民楼倒塌，79人遇难。当初修建公路时，已经挖下部分山体，而个体开发商修建该楼时又继续破坏山体，是酿成惨剧的重要原因。

2007年7月19日，腾冲县苏家河口水电站附近山坡发生泥石流，工棚被冲垮，29名工人遭遇不测。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将这场灾难的成因描述为“工程施工”。

而北川的毁灭再度敲响了警钟。正如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许强教授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所说，在山区城镇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引入地质灾害风险管理与控制的理念。

揭掉“高科技节能建筑”的外衣

泰格李 — Tue, 12 Aug 2008 12:12:00 +0000

中国很多新建的恒温恒湿的高楼大厦因节能等高科技而出名。但李泰格写道，北京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建筑不仅耗能高而且不利居住者的健康。

我有一位朋友，住在北京的锋尚国际公寓。朋友说，那房子最大的特点是恒温恒湿。

住在这个高档小区，需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两居室的房子，每月租金8000元人民币，一点都不便宜。

锋尚国际公寓建成于5年前，是一个很有名气的“高科技节能建筑”。根据开发商的介绍，这是中国第一个“高舒适”、“低能耗”项目，这种没有传统空调和暖气片的高舒适度环保住宅，可以一年四季保持在20℃-26℃的人体舒适温度和湿度，置换式新风也对人体健康极为有利。这个建筑还“首次在中国实现了欧洲发达国家节能标准，引起社会的轰动，媒体对此进行了1300多次报道”。

以恒温恒湿为卖点的“高科技节能建筑”，绝不只是这个锋尚国际公寓。例如，北京还有一个著名的MOMA系列住宅项目，从当代Moma到上第Moma，甚至连别墅小区万方树Moma，都打出了“恒温恒湿”的旗号。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些“恒温恒湿”的“高科技节能建筑”颇为仰慕。不过，在读了《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08》之后，我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

这份由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编著的报告指出，如果简单地堆砌“节能技术”，而忽视了对技术的鉴别选择和科学的运行管理，建筑物的实际运行能耗很难真正降低，很多情况下还会大大增加。

报告援引了北京某新建住宅项目作为例证，该住宅项目采用了高效率的中央空调，实行“全时间、全空间”的恒温恒湿控制，被誉为建筑节能的典型案例。但实际上，该住宅项目夏季单位建筑面积空调能耗为传统空调能耗平均值的8倍。

报告还认为，恒温恒湿环境既不利于建筑节能，也不利于满足居住者的健康、舒适、便利的生活要求。26℃并非夏季空调温度舒适范围的上限，而是下限。将空调温度设定为不低于26℃，反而有利于保证室内人员的健康，减少“空调病”。而且，在自然通风的情况下，人体感到舒适的温度可达到29℃以上。

看起来，在居住环境中片面地追求恒温恒湿，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而滥用“高科技节能建筑”标签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一些住宅项目上，在办公建筑中更是屡见不鲜。

北京某办公建筑采用大量太阳能热水器，来提供生活热水。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由于采用了强制循环系统，循环水泵长期连续运行，而水泵的耗电费用，几乎接近燃气热水器生产同样热水的费用。这样的项目，根本称不上是节能项目。

某中央政府部门办公建筑在2003年进行了大修改造。通过这次改造，外窗的单层玻璃被更换为保温性能更好的双层玻璃，但可开启外窗面积大大缩小。此外，原来每个房间一台的分体式空调被多联机方式的“准中央空调”所替代。结果该建筑的单位建筑面积用电量增加了大约50%。其中，改造后的单位建筑面积空调电耗竟然是改造前的4倍。尽管如此，其空调电耗仍然低于北京的许多同档次政府办公建筑，整个北京的政府办公建筑能源浪费状况可想而知。

这份中国建筑节能研究报告还指出，近年来中国涌现出大量的大型公共建筑，如各地的政府办公大楼、高档文化设施和高档交通设施等，“兴建千奇百怪、能耗巨大的大型公共建筑成为某种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标签”。而以往的公共建筑相继大修改造，由普通公共建筑升级为“高档次”的公共建筑，也导致能耗大幅度升高。

中央电视台新办公大楼就称得上是一个奇异的建筑，因其外形被人戏称为“大裤衩”。我每次经过这个即将交付使用的现代化建筑时都会想，它的建筑能耗将是多少呢？

简单堆砌各种节能技术、而不考虑实际节能效果的做法，并非北京这座城市的专利。在气候变化报道俱乐部组织的一次媒体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教授江亿就举出了多个例子。

江苏省无锡市某著名的太阳能企业，请荷兰人设计了一个两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办公楼采用了保温效果很好的节能玻璃，但这些玻璃基本上不能开启，整个房子就像一个大玻璃幕墙套子，自然通风效果很差，只能依靠机械通风。尽管这个建筑装上了太阳能发电系统，但所提供的电力，远不够机械通风之用。就这样，本来是一些非常节能的设备和技术，却凑成了一个特别坏的系统。这栋办公楼预计今年将交付使用，到时候或许又会有媒体报道称其为“高科技节能建筑”。

去年年底，海南省三亚市旅游胜地亚龙湾开工建设了一个超大型的集中供冷项目。该项目采用冰蓄冷技术，通过现代化的制冷工厂，像北方输送热气一样，将冷气通过管道不间断地输送到亚龙湾区域的各个酒店。这个项目投资1亿多人民币，是海南省第一个国家节能示范项目，据说也是中国最大的集中供冷项目。但江亿教授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该项目建成之后只会使能耗加大。

江亿领导的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还在上述研究报告中称，人类掌握的现代化技术已经可以营造和维持任何所需的室内环境了，如今的人类正面临两种不同的路线选择：其一是机械优先模式，其二是自然优先模式。

所谓机械优先模式，是指人工的机械通风、空调、照明等方式，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如果全人类都遵循这一模式，仅此就需要消耗全球总的能源生产量的130%。而且，这种模式不一定有利于健康。例如，很多“现代化”建筑出于种种原因，外窗完全不能打开或者只有很小的可开启面积，给居住者带来了空气质量恶化等烦恼。

自然优先模式则是首先考虑开窗通风、自然采光、遮阳等方式，在无法满足环境状态要求时，再通过人工的手段（如采暖）进行补充。这种模式所营造的是随着自然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和谐状态”。

因此，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主张，应该从自然优先模式出发，在不增加能源消耗总量的前提下，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来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而且，这也是在有限的资源能源和巨大的环境压力下，中国“真正实现建筑节能的唯一途径”。

我希望，我那位住在锋尚国际公寓的朋友，还有更多的中国公众，也能了解到一些“高科技节能建筑”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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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的奥运会

泰格李 — Wed, 17 Sep 2008 10:39:00 +0000

一个国家如何在运动会中创下环保纪录？李泰格从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环保经验中看到了中国绿色发展的前景。

北京奥运会已经曲终人散，但关于“奥运遗产”的种种讨论却并未结束。

一年前，我在给《中外对话》撰写的文章中，认为对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的担心或许是多余的，因为中国政府具有超强的决心和能力，采取各种保障措施时也不惜成本。

事实证明，奥运会北京的空气质量达到了十年来的最好水平。国际奥委会在关于北京奥运会的简短总结中，对此也是大加赞扬。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北京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能否持续？

另一个让人关心的话题则是，北京奥运会能否实现“碳中和”，或者说“碳平衡”？

对于“碳中和”，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各方公认的定义。就北京奥运会而言，这一体育盛会带来了额外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采取的各种措施能够消抵这些排放量，应该可以视为“碳中和”。

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和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在保护气候方面做出表率。

其中，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6年11月发布的环境评估报告，都灵冬奥会带来了超过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其中近70％的排放已被消抵，消抵措施包括在意大利投入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在肯尼亚植树造林等。

此外，德国足球世界杯组委会的报告显示，该项赛事共产生约9.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而通过在印度和南非支持清洁能源项目等，消抵了约10万吨，成为首个实现“碳中和”的足球世界杯。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还不需要像意大利和德国等发达国家那样，承担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的义务。不过，国际社会还是希望北京奥运会在保护气候方面有所作为。

去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针对北京奥运会的环境审查报告时，就特地建议“北京奥组委公开宣布关于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消抵的承诺”。

据《财经》报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北京奥组委的直接回应。不过，中国政府部门在这之后着手测算北京奥运会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消抵情况。

今年5月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透露了初步测算的结果：北京奥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运动员等增加的排放数量大概是11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绿色奥运”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科技手段，以及植树造林，车辆控制等，可以减少排放100到129万吨，能够使排放达到基本平衡。

科技部组织的初步测算还表明，北京奥运会的温室气体消抵措施中，最有效的是两个月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预计可减少排放85万吨以上；而奥运场馆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等科技手段，减排量比较有限。

不过，北京奥运会能否实现“碳中和”，目前还很难说。毕竟，很多数据要到奥运会结束之后才能核实。实际上，中国政府部门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最终环境评估报告，至少还要几个月后才会发布。

此外，关于北京奥运会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究竟该怎么计算，哪些措施又可以算在温室气体消抵之列，都存在不少争议。

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奥运会刚结束，英国驻华大使馆就发布了一条新闻稿，称2012年伦敦奥运会希望成为第一届“可持续的”奥运会，并设定了既能降低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又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标准。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上述新闻：伦敦方面并不认为北京奥运会是一届“可持续的”奥运会，对北京奥运会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基本平衡”的说法也有所保留。

但无论北京奥运会能否实现“碳平衡”或“碳中和”，都将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从中受益的，也绝不只是北京。

正如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今年7月28日发布的一份题为《超越北京，超越2008》的北京奥运会环境评估报告中所称，不管北京奥运会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具体是多少，“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成果都足以显示北京在确保能源消耗最小化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吴季松及其同事就在今年9月的国际刊物《能源政策》上发表论文称，奥运会加快了北京的温室气体减排步伐，从2001年到2006年期间，北京的二氧化碳总减排量超过8000万吨。

伴随北京奥运会而来的，还有中国政府官员和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的明显提高。

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关停淘汰了一大批高能耗、重污染企业，并大力推行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河北省环保局局长姬振海就在《河北日报》上撰文称，这些措施在确保北京奥运空气质量的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碳减排的实施，为该省经济发展模式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奠定了基础。

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将北京奥运会看作是推进气候保护的绝佳机会。例如，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办公室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北京奥组委等合作，推出“绿色出行”项目，鼓励市民和企业员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拼车等。参与者还可通过“碳路行动网上计算器”，计算每次“绿色出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改变，比北京奥运会能否实现“碳中和”本身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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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粪·光伏·水电

泰格李 — Tue, 28 Oct 2008 09:43:00 +0000

李泰格报道，传统的能源利用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西藏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如何获得充足的能源，已成为这一地区面临的挑战。

布交家的院子里堆满了牛粪。准确地说，是风干了的牛粪。

68岁的布交是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罗玛乡娘曲村的牧民。牛粪，是这个家庭生火做饭，以及冬天取暖的燃料。

牛粪是西藏最常见的生物质能源，早已成为是西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估计，在拥有42万人口的那曲地区，全年烧掉的牛粪达200万吨之多。

牛粪，原本可以作为促进牧草生长的肥料。烧牛粪这种原始的能源利用方式，则带来了环境污染，同时破坏了草与食草动物之间的生态链。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与那曲地区农牧局的合作研究表明，那曲地区约一半的草地出现了退化，面积达3亿多亩。据说，烧牛粪也是草地退化的因素之一。

而且，牛粪根本无法满足西藏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近年来，西藏经济快速增长，青藏铁路、林芝机场等一批基础设施投入使用，人口也由1970年的151万增加到2005年的268万，能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

西藏的地下也埋藏有化石燃料，如那曲、昌都和阿里等地区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为数千万吨。但出于环境保护等原因，人们还不打算开发。

如今，西藏每年都要从区外调运煤炭和石油数十万吨。这些外来的化石燃料，保证了西藏在机动车等方面的需求。布交的一些邻居，就陆续购置了汽车。

不过，和中国其它地方不同的是，西藏没有煤电。无论在藏北的那曲，藏东南的林芝，还是自治区首府拉萨，依然存在电力短缺的情况。

位于林芝的西藏大学农牧学院，冬天就经常停电。农牧学院的教师们说，这两年的冬天，学校不得不动用柴油发动机发电。

因此，对于西藏来说，如何获得充足的能源，无疑是一大难题。

几年前，政府提供1万多元人民币的补助，布交家里装上了太阳能光伏电池板。这个电池板可以提供照明，还能够让布交一家每天看上几个小时的电视。

西藏的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在西藏一些地区，政府正在推行薪柴替代计划，用太阳能灶、沼气等取代牛粪等传统燃料。那么，在电力供应中，太阳能又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

三年前，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和北京科诺伟业公司在羊八井建设了一座100千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据科诺公司的工程师林伟介绍，这是中国第一座与高压电网并联运行的太阳能电站。该电站发出的电能并入了藏中电网，可以满足150户拉萨居民的日常用电需要。

这个示范电站所在地已经升级为西藏自治区可再生能源基地，政府计划在这里建设规模更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在那曲等地区，政府还投资给一些原本不通电的乡村安装了太阳能光伏电池。布交家就是这一政府工程的受益者。

但是，太阳能光伏发电仍然面临着成本高昂等致命缺陷。羊八井那座太阳能电站，也并不是商业投资项目，而是科技部和发改委支持的技术示范项目，建设经费完全来自政府。

西藏是中国安装太阳能光伏电站最多的地区，已建有县级和乡级光伏电站数百座，但其功率加起来也不过9000多千瓦。就现阶段而言，太阳能发电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推广。

而且，太阳能发电还面临着水电的冲击。

一年前，电网牵到了布交家，这家人也用上了水电。而他家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功率只有数百瓦，根本带动不了冰柜等家用电器。

在一些牧民点，随着电网的接入，原有的太阳能电池甚至面临闲置的局面。这无疑是太阳能发电这种新能源发展过程中的尴尬。

在目前的西藏能源结构中，"当家花旦"是水电。例如，距离拉萨约100公里的羊八井，建有装机容量2.5万千瓦的地热发电厂，给拉萨提供的电力一度占到四成。但随着羊湖抽水蓄能电站等水电站的先后建成，地热发电厂的份额跌到了一成。

水电建设的浪潮，在西藏可谓方兴未艾。

从拉萨前往林芝的途中，笔者就见到了正在修建中的雪卡和老虎嘴水电站——在陡峭的山崖边，巴河被拦腰斩断。

这两个位于巴河的水电站，都是西藏自治区"十一五"重点电力建设项目。其中，雪卡水电站2006年6月开工建设，总投资7亿多元，总装机容量为4万千瓦。就在今年9月26日，雪卡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开始发电。老虎嘴水电站则是西藏迄今为止建设的单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投资近13亿元，建成后总装机容量超过10万千瓦。

除了这类投资数以亿计的水电站，西藏还有若干小型水电站。在林芝的山间公路旁，笔者甚至发现了一座隐藏在溪水中、功率仅有3千瓦的水电站。这座"迷你"水电站，专门为设在山上的一个森林生态观测点提供电力，而该观测点只有一名工作人员。

水电站的开发总是伴随着争议。但水电站的建设，至少可以为更多的西藏居民供应电力。毕竟，布交一家用上电不过是这两年的事情，而西藏至今还有数十万农牧民没有用上电。

不过，在急切开发水电的同时，西藏不可疏忽水电站的环境评估和保护，还应该给太阳能等新能源留下发展的空间。

李泰格，北京的环境与科学记者，擅长深度报道。1997年获四川大学工学硕士；2003－2004年，获Knight科学新闻奖学金资助,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