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奥利弗•布克曼

格陵兰的严酷现实

奥利弗布克曼 — Fri, 10 Aug 2007 12:35:00 +0000

英国航空官员试图扩建伦敦第三个机场——斯坦斯特德机场。反对此举措的人们邀请了一位穿着海豹皮背心的因纽特政治家来解释，为什么他的家乡将因此而遭受冲击。奥利弗•布克曼对此进行了报道。

正如每次离开家乡格陵兰外出旅行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最近因纽特政治家阿奎勒克•林格发现自己又在消除一些误解。首先，“爱斯基摩人”的称呼通常被认为是不礼貌的。除非你在捕猎海豹，带软毛帽的外套也不是必须的。以及爱斯基摩小屋，碰鼻礼……“我认为，一些人的头脑里存在着一种漫画形象，”这位满头银发的59岁格陵兰人微笑着说。

因纽特人有上百个不同的描述下雪的词汇吗？“不。”他大笑道。“对不起。”

只要是处于纯粹世俗化的英国性环境中，不管林格先生多么努力地去消除关于他们文化的荒诞说法，他总是会成为一个有些奇怪的失败者。作为伦敦第三个机场——斯坦斯特德机场扩建计划的公众咨询的主要证人，7月27日他现身于离机场航站楼不远的一座屋顶低矮的办公楼里。面对着代表机场所有者BAA（英国机场管理局）的律师的严肃套装，他的海豹皮背心仿佛仍在顽强抗争。

他的言论同样不屈不挠——在规划法的技术讨论结束了几星期之后，他的言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表示，如果每年允许数千架飞机在伦敦的第三个机场——斯坦斯特德起飞，他的家乡将遭受严重的冲击，如冰层减薄、失去狩猎地以及海岸线的消蚀，后者已经在威胁着很多生活在阿拉斯加、加拿大、俄罗斯和格陵兰的因纽特定居者了。

这是英国机场规划法庭第一次考虑航空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对邀请林格先生来作证的“停止斯坦斯特德扩建”组织来说，这几乎是它所能希望创造的一个最闪亮的时刻了。当他谈到对北极环境的破坏时，载有Ryanair和easyJet机组人员的飞机即将在他身后起飞，这两家航空公司的大多数乘客都是作短期假日旅行。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最先发生在北极，”林格先生说。他是格陵兰地方自治政府前首相及因纽特极地地区会议(ICC)副主席，该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因纽特人的权利、发展与文化。他说，“比任何人都住得更北的”因纽特人是“地球煤矿的金丝雀”。气候变化“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理论……它是一个严酷的、危险的现实问题”。由于海洋向内陆推进了300米，一些因纽特村庄已经失去了生息的土地，而且变薄的冰层使狩猎越来越困难，甚至危险。“我们打猎不是为了运动或娱乐，”林格先生说。“猎人给餐桌带来食物。你们只需去超级市场，而我们得去冰面上捕猎。”

每年从斯坦斯特德起飞的乘客数的上限为2500万，英国航空管理局正试图解除这一限制。反对者认为，那将导致每年的航班数由192000增加到264000，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由500万吨上升到700万吨。10月咨询过程结束后，其首席检查员阿伦•伯伊兰德将提出一项建议，一项政府公告也将于明年春季颁布。“停止斯坦斯特德扩建”组织宣布，这将是“一块试金石，能够检验政府所承诺的恰当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严肃态度”。

随着观众对林格先生讲话的掌声渐渐平息，英国航空管理局的律师们没有试图质询他对北极变化的陈述。他们的意见是，由于允许更多的飞机从斯坦斯特德起飞，将使其他地方的碳排放显著减少，这与减少碳排放的整体目标一致，一个地方规划咨询项目没有理由去挑战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整体政策。一个由航空公司支持的团体——“Flying Matters”，认为林格先生所持观点是”绿色政见者拯救（环境）灾难运动言论的一部分。

的确，英国航空管理局的法律顾问马克•汉弗莱斯说，林格先生承认不应该 “由因纽特极地地区会议告诉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分配其温室气体总量？”

林格先生提出了一项协议：“如果你不来干预我们的环境，我也不在这里干预英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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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我对哥本哈根会议充满乐观

奥利弗布克曼 — Mon, 23 Nov 2009 11:29:00 +0000

从竞选失利的总统候选人，到地球卫士，阿尔•戈尔已经成为气候战役中的一颗闪亮的明星。他在接受奥利弗•布克曼的采访时谈到乐观主义精神，温和抵抗，以及奥巴马应当采取的下一步行动。

要想了解阿尔·戈尔那不同寻常的转型，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从他的敌人对他的评价的改变入手。仅仅九年之前，当时，在大众眼里，乔治·W·布什不过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不义之徒。而总统候选人戈尔则被世人嘲笑为一个呆板乏味之人。在未能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当然，像往常一样，这要看你如何定义“赢得”这个词的含义——戈尔接下来又被看成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气候变化专家。再后来，他又成了一名拥有奥斯卡奖获得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及拯救地球组织者等多项荣誉的好莱坞自由派宠儿。

对于今天他所获得的成就，舆论又极尽奉承之能事。当然，新的官方反戈尔口号则是，他就是一个恶人：一个反美的伪君子，一个世界政府的拥趸，并且，还有可能跟巴拉克•奥巴马一样，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是两者皆是。近期一部由爱尔兰全球变暖否定派摄制的，针对戈尔的纪录片《并非恶，而是错》就犯了背离这一立场的错误，引起了其一部分美国目标观众的愤怒。并非邪恶吗？还是面对现实吧。

戈尔本人并不呆板，而且显然也并非邪恶之人。他只是一个内敛之人。他坐在洛杉矶一家豪华酒店的靠椅上，态度亲和，详细地回答着我的问题。而且，有时他的回答显得太过详细。但是，似乎跟大多数政治家一样，他的回答缺乏关联性。他衣着得体，相貌英俊，身穿一套深蓝色西装，脚穿一双黑色牛仔靴。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刚刚结束了为期三天的中国之旅，他却看起来毫无倦怠之色。（离开洛杉矶之后，他将回到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家中。一天之后，他又要前往南非和埃及进行一场巡回售书活动。全球变暖的否定派以攻击戈尔自己的碳足迹为乐。而作为全球变暖的否定派，他们究竟反对的是什么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久之前，《时代周刊》称戈尔“具有非凡的魅力”。此话不假，但是，这句话也许是针对戈尔的新身份而言。戈尔似乎远不能被称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但是，作为一名具有学者风范的气候变化专家，他却可以称得上是摇滚巨星级的人物。

面对逐渐犀利的批评声，戈尔乐观地认为这不过是“日落效应而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他指出，因为余下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以及特权阶级开始意识到这场战役就要结束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做出最后一搏。戈尔说道：“一些碳污染企业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行为说明他们意识到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他们变得更加不惜余力。当我说‘他们’的时候，并非指他们所有人。因为，目前商界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这种意识则让一些碳污染企业不愿妥协。”

他指出，美国商会最近所表明的反环境行动的强硬立场使得美国的几家大公司退出了商会。（其中就包括戈尔担任董事的苹果公司。尽管戈尔声称，他最初还是从报纸上看到苹果做出的这一决定的。）戈尔表示，“他们正在掀起一场新的斯科普斯审判”。他认为，美国商会试图将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理论的相信与人们曾经对创世论的信仰相提并论。“哈！斯科普斯的审判就发生在我的家乡。我跟你说，这种事情一次就够了。”然而，很多企业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他指出，比如说，其中一些企业在英国参与了《卫报》支持的10:10减碳活动。戈尔认为这一活动“成果显著”。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运动在美国却无法开展。

戈尔的新书，《我们的选择：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案》既没有过多地渲染全球变暖的否定派，也没有关注政治上的两党合作：他将这些怀疑论者与那些试图证明巴拉克•奥巴马是肯尼亚人的“出生地论”者相提并论。认为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持不同意见者，更是一些幻想主义者。他们眼中所看到的现实与我们截然不同。在引用席奥多·阿多诺，所罗门王，以及伊索曾经说过的话之前，他用其特有的方式写道：“过去那条划分已知和未知的黄金分割线现在已经被人们习惯性的忽视了。”可是，《我们的选择》主要是一本讲述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的书籍。其中含有大量图片，供人们茶余饭后信手翻阅。书中不仅阐述了戈尔所坚信的理念（包括地热能，生物炭，以及智能电网等），还包括了一些他持怀疑态度的理念（核能，碳捕获，以及被他称为“荒唐”的将二氧化硫注入平流层的方法）。

制作获得2006年奥斯卡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对戈尔来说似乎是易如反掌：因为，用灾难启示录般的场景吸引观众并不困难。而他的这本新书则赢得了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这本书着重探讨危机的解决。但同时它也试图探讨了一个人们通常认为是——坦诚地说，是极为乏味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它力争将读者变成推动这一事业政治力量，而不是仅仅督促他们把供暖系统的温度调低。在一段精致的原声片段中，他说：“换掉灯泡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政策和法律的改变。”

这或许还需要我们采取一些超越法律的行为。戈尔预言，近期出现在英国的那种和平占领的方式将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温和抵抗有其悠久的历史。当人们的紧迫感和道义感超过一定程度时，那么，我想，采取温和抵抗的方式就相当好理解了。并且，这种方式的确有效。毫无疑问，我希望温和抵抗能够升级。”对于天生就准备当总统的戈尔而言，公众有时候会质疑他永不参加竞选的决心。但是，这却让我们看到了超脱于政界之外所带来的好处：有多少在野的政治家们能够如此近乎大胆地鼓励公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呢？

戈尔尤其注重对心理的研究：他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仅仅反复声明气候危机的严重性远不能达到让政府和人们采取行动的目的。他的做法是想方设法将环保目标同人们和企业所能理解的日常动机联系起来，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通过总量管制与交易等机制给碳排放标上价格。戈尔写道：“如果价格是我们用来进行价值分析的唯一工具，那么那些没有标价的东西似乎就开始变得没有价值了。”他还对外层空间气候观测站可能产生的潜在心理影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外层空间气候观测站是戈尔在担任比尔•克林顿政府副总统时提出的美国宇航局的卫星项目（该项目曾被迪克•切尼束之高阁，后来奥巴马使之重见天日）。除了其它的一些功能，它还能够通过互联网不间断地提供地球的太阳照射面的影像。这相当于是著名的地出照片的实时版，不断地更新并提醒我们地球的脆弱状态。

但是，人们自然而然对戈尔的个人心理状况很感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假设。人们想知道在经历了2000年总统大选的失败给他带来的无法想象的失落之后，戈尔的环保活动是否从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些许安宁。人们推测也许他对在竞选时没能对气候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而感到愧疚，所以在竭力弥补；也或许是他看到布什上任后所发生的一切，对在佛罗里达的问题上不够强硬而感到内疚。同《难以忽视的真相》一样，戈尔在《我们的选择》一书中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可以选择继续犹豫彷徨，承担其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也可以选择直面危机——实际上，这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参与到理论分析中。在这个会对他自己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时刻，戈尔他自己是否也曾有过视而不见的心态呢？

在经历了那次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戈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依靠黑色幽默来渡过那段时光、来抚慰他的听众。他蓄起了胡子，体重也有所增加。他总是说：“有得必有失。然后还有鲜为人知，介于胜利和失败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情况。”或者说：“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眠，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数羊。”但是笑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戈尔说：“为了在将这种痛彻心扉的失望转化成新的希望，我意识到世上有千百万人正承受着比我的失败严重得多的失败，而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如果他们能走出失败的阴影，我又有什么不能的呢？如果我们走出这家酒店的大堂，走到外面的大街上，我们将遇到很多很多人，尽管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他们都正承受着失败和失望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参与应对这一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全球性挑战似乎确实有助于戈尔疗伤，甚至给戈尔带来了比担任副总统更大的满足感。他说：“能够从事实现个人抱负的工作真是很幸运的事情。在《圣经》中有一段文章，我并不是一个总把宗教挂在嘴上的人，但是《圣经》中有一段文章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我：‘无论汝手之所及，竭尽汝之所能’……有个非常不错的英国老电影，名叫《烈火战车》，里面的运动员有一句台词：‘当我奔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上帝的喜悦。’他恰当地表述了一种全人类都有的情感。”

在这个时候，除了履行一个当选政治家的工作外，戈尔要想从事其他工作是多么地不可思议。而对于这点，人们却很容易忽略。戈尔出生于华盛顿特区，是田纳西州参议员阿尔伯特•戈尔的儿子。他自小就浸淫在政治氛围中。等到他去哈佛上学的时候，他竞选总统的决心已经尽人皆知。1965年，戈尔在高中毕业舞会上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蒂帕·戈尔。尽管戈尔反对战争，他还是作为战地记者到越南服了兵役。1977年，当他29岁的时候，戈尔成为了一名国会议员。1985年，他从众议院升至参议院。尽管戈尔本人并未亲自参与互联网的研发，但是他却为确保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互联网获得足够的资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非像有些评论家错误地指出戈尔曾声称他发明了互联网。在 1988年的选举中，戈尔未能成功地当选民主党党内总统候选人。1989年，戈尔6岁的儿子阿尔伯特在过马路时被车撞到，几乎丧命。戈尔说这一事故改变了他，让他放弃了竞选总统的努力，而是于1992年加入到了克林顿的阵营。在2007年至2008年间，有呼声要戈尔再次参加竞选，事实上，出于道义，他也确实应该再次参选。他也从未彻底放弃这一想法，直到他后来支持奥巴马。跟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其他任何人比起来，戈尔的生活或许都在更大程度上被国会山和白宫所主导。

然而，现年61岁的他，生活在纳什维尔一座有着18个房间的豪宅里。这栋经过重新改装的豪宅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戈尔非常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既是终极知情人，又是敢于比知情人冒更大风险的活动家。他既是谷歌的顾问，也是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不仅担任某个可持续投资基金的主席，还是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的合作伙伴，凯鹏华盈是一个重点关注环保项目的风投基金。（因此，戈尔经常因利益冲突而饱受争议。但是戈尔强调他的所有收益都将用于他的非盈利组织—气候保护联盟。）蒂帕·戈尔对《时代》杂志说：“他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商界、政界领导人沟通，可以跟每个政治派别的人交流。他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想做多久就做多久。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谁会不想要这样的自由呢？”

同活动家以及舆论界所达成的普遍共识相反，戈尔一直对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谈持乐观态度。他乐观地认为，美国参议院将通过一项议案以明确华盛顿的立场，并为奥巴马提供急需的道德权威。由此，对于此次会谈本身将根据美国的承诺缔结一份有价值的协议，他也保持充分的乐观。

“两天前在中国，中国总理问我，从本质上来说，我为什么跟大家的看法相反，会对美国参议院能通过立法感到乐观。我的回答是：我一直参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对话，这给了我一个跟舆论界的一致看法所不同的视角。”他指的是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林赛•格雷厄姆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在《纽约时报》上所发表的评论性文章，文章呼吁立法能够获得通过。“诸如此类的惊喜还会层出不穷。”

对于在哥本哈根可能达成的协议，戈尔说：“我认为最终的协议会远不如我想要看到的那么强大。然而，重要的成就（将是）给碳标上价格，并且重新调整商界、政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对此的预期。”他把当前的形势跟针对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相提并论。“全世界迅速对此作出反应，但是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却因为不够全面而饱受批评。”然而，他指出：当协议被修改时，“许多曾经反对[协议]的企业转而支持大幅度提高协议的力度。因为当他们开始履行协议时……他们意识到这并不像他们担心的那么困难。一旦他们承诺做出改变，他们就会迫切地希望能够取得进展。”从财务和公关两个方面来看，全力以赴比半途而废都要有意义得多。

奥巴马亲自去哥本哈根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希望他能够亲自去。他还没告诉我他会出席。也没有任何人代表他告诉我他一定会去。但是我感觉他一定会去。”

毫无疑问，处在戈尔的位置上，面对公众时所能表现出来的唯一合理的立场就是在充满紧迫感的同时保持乐观。除非你要么不相信这场由人类所引起的全球变暖，要么你认为现在情形已经无可救药了。否则，除了说说“尽管形势非常严峻，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之类的话以外，发表其他的言论都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你能感觉的到，戈尔真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反复提到约翰·肯尼迪曾作出的将人类送上月球的承诺。或许将这一承诺与气候变化相提并论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将一个人送上月球根本不需要美国的普通民众做出任何努力。但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这场危机也需要它的肯尼迪，戈尔，尽管其领导风格与肯尼迪大相径庭，但是却似乎正是最佳人选。

戈尔说道：“人类都倾向于把未发生过的事情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相混淆。如果某件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倾向于认为它在未来也不会发生……（但是）纵观历史，有很多实例证明当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在应对这些威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远比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要多得多。”他认为，现在决定成败的关键是“我们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够引起政界的足够重视，从而能够……使我们可以将法律的力量用做人类自我救赎的工具。”我们要么会胜利，要么会失败，这跟充满欺诈的选举不同，实际上不会有第三种结果。

来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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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生一个孩子，走向绿色生活？

奥利弗布克曼 — Fri, 26 Mar 2010 15:05:00 +0000

在推广绿色生活方式的运动中，家庭规模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奥利弗•布克曼指出，西方人必须认识到婴儿也是消费者，也会产生自己的碳足迹。

十二年前，美国作家比尔·麦克基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或许就一个：关于缩小家庭规模的个人环境性见解》。这本书当然有其不足，最明显的就是麦克基本在那个输精管结扎手术上花的笔墨有点太多了。但这并非假装虔诚或者虚张声势，如果说作者有点什么的话，他不过是有些过于谨慎，努力强调他并非试图左右他人的选择，也不认为自己全知全能而已。毕竟，题目里就有个“或许”在那里了。

麦克基本给书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或许至多就要一个孩子”，但它反映了该书整体上谦虚谨慎又模棱两可的基调。“或许一个”是一个建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想法。其实，他本来也可以像 “圣诞老人”或者“牙仙子” 那样，呼吁所有育龄男女去做绝育手术。然而，《纽约时报》说他“道貌岸然”、“假仁假义”，《华尔街日报》干脆给他贴上了“极端主义者”的标签（他们的具体论据就是麦克基本没有把核力量作为抵制全球变暖的手段，根本不管《或许一个》只是一本关于生育的书）。另一位评论家指责道：“这么薄的一本书里却有这么多错误的信息、这么多不良观点，”其实，该书一出版，麦克基本就说《或许一个》的话题是“最后一个议论的禁区”，看来他还真说对了。

1998年书出版的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了什么环境的原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一个无稽之谈，更不要说为此少生孩子了。当然，此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共识，还是做出牺牲应对这个威胁的意愿。但是，有一点没有任何变化：在英美的任何主要环境团体，你可以听到少坐飞机、多做回收，但你绝对听不到中产阶级的西方人为了拯救地球应该少生孩子的说法。

即使那些对人口过剩提出警告的评论家们，骄傲地鼓吹他们多么乐于提出不“合时宜”的争议话题，但也极少强调我们（比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考虑着手减少人口。出于几个棘手的原因，在推行更加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的运动中，家庭规模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而且最终将成为唯一的禁区。

要想弄清关于人口与气候的争论，那简直就象喝醉的时候一头撞进万花筒里。那些不可能同时为真的矛盾说法现在都进步了，看上去就跟事实一样。另外还弄出了一片超自然的盲从，比如，乔治·蒙比尔特和美国的神创论者全都对理想人口信托等组织不屑一顾，生育权的支持者们也和反堕胎主义者找到了共同语言。

你可以发现一些看起来非常疯狂的组织，如“人类自愿灭绝运动”，但是如果给它的创立者莱斯·耐特（耐特是西海岸的一位代课老师，只有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才能和他谈话）打电话，会发现他非但根本一点都不疯狂，而且还头脑清醒，谦逊有礼。（他只是希望人们选择不要生育。“我们终究都是要灭绝的，但是如果通过自然消耗的方式自我消灭，肯定会好得多，”耐特很亲切地对我说，“你知道，就是企业不解雇任何人而减少劳动力的那种办法”。）

关于这个话题,尽管十分混乱而敏感，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如果你生活在2010年的英国或者美国，面对环境的影响你几乎无能为力，除非少生一个孩子。

其中的意义凭直觉就可以知道：每个新出生的人类个体都是一个新的消费者，都拥有自己的碳足迹，而且会留下无穷无尽的后代。前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两位学者——保罗·莫塔夫和迈克尔·施莱科斯开始尝试厘清“碳遗产”的概念，去年夏天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全球环境变化》杂志上发表。

莫塔夫和施莱科斯的研究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入手。这个前提就是：如果一对夫妇生下一个孩子，每个人要为这个孩子毕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负50%的责任；如果这个孩子又生了一个孩子，则这对夫妇要为它们的孙子（女）的排放负25%的责任，后面依次递减。这样算来，这对夫妇平均要负的责任有多少呢？

要进行这个计算，有两个重要的障碍。第一个是未来的人均排放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们几乎肯定是要上升的，但在许多西方国家随着能效措施的实行，很可能下降。第二个是未来的生育率，你不可能知道你的曾曾孙女到底会生几个新的排放者，一个？六个？或者一个都不生。

因此，关于生育率，穆尔塔夫和斯拉科斯使用了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在这个预测中，一些假设的家庭树最终消亡，另外一些经过业已决定时间后停止发展）。关于人均排放，他们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情境：一个是乐观式的，预测人均排放下降，一个是悲观的，排放上升，还有一个是折衷的，排放保持不变。

总的结果令人震惊。在保持不变的情境下，一个放弃生孩子的美国人可以减排9441吨二氧化碳，几乎是其毕生排放总额的六倍，相当于坐飞机在纽约和伦敦之间往返2550次。同样是这个美国人，如果他按照传统的节能减排做法，比如换一辆更省油的汽车、大量减少开车、安装节能窗户、使用节能灯泡、更换冰箱，以及把家里所有的纸张、玻璃和金属全都回收利用，能减少的排放还不到500吨。

俄勒冈大学两位学者的研究并没有涉及英国，而英国的人均碳排放已经降到美国的一半。（这并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主要是因为英国电厂使用的是天然气而非煤炭。）但在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其它国家（如日本，其人均排放和英国接近），少生一个孩子对环境的影响同样巨大。即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排放目标都得到成功实施（即所谓的“乐观情境”），一个美国人能够减排二氧化碳562吨，而一个日本人只能减排233吨。

既然如此，且不管全球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如果英国的环境团体主张富裕的西方人考虑缩小家庭规模，不是很有意义吗？绿色和平组织英国分部的执行总干事约翰·索文承认减少人口能够减轻地球负担的说法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但他不愿意在绿色和平组织内部发起这么一样运动，他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据他所知，环境意识很强的人们“所有人都只有两个孩子甚至更少”。

纪录片制作人法兰妮·阿姆斯特朗在《卫报》的支持下，发起了名为“10：10”的运动，即在今年——2010年实现英国10%的碳减排。她说在运动的策划阶段曾经考虑过减少人口的说法，但最后放弃了。“我们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出于时间表，没有采用。因为我们的10：10运动是一个短期活动，只是关于2010年的减排。”

此外，在比尔·麦克基本的《或许就一个》出版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显然仍旧没有做好接受这个信息的准备。“10：10是一个民粹派的运动，就是从容易的做起”，阿姆斯特朗说，“我完全同意（家庭规模）是室中大象（即众所周知但却被某方故意忽略不提的问题——译者注）的说法。但我们需要更有影响的思想者，比如乔治·蒙比尔特或者纳奥米·克莱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如果现在在一个民粹派的运动中马上提出来，只会让整个运动变得一团糟。”

这个议题在影响民众的层面上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就是：几乎每个人（无论其政治立场或其它信仰如何）都有很好的理由对它避而不谈。如果你根本不把气候变化当回事，这个议题就是更无关紧要了，只是所谓“好事者”的无事生非。即使你立场偏左，或者进步，就像大部分人都强烈希望减少自己的环境影响，这个议题也会让你尴尬。因为发达国家要为大部分历史性气候变化负责，但这个议题就好像要把责任推卸到人口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头上似的。

而对于反对移民的右翼来说，这整个说法都是落后的，他们担心欧洲人口（通常指白人）增长得不够快，因此指责减小家庭规模是不通情理的。也许，最普遍的问题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家庭规模只是个人的私事，根本不在政治法律或者公共运动之内。就算只是谈论这个话题就有些不恰当了。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历史上关于灾难性人口爆炸的语言似乎从来都没有实现过，从18世纪的托马斯·马尔萨斯，到20世纪60年代的保罗·埃利希，再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它在1987年预言“五十亿人口的世界将陷入大灾难”，而现在世界人口已经达到67亿）。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对强制计划生育感到为难：中国政治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把“独生子女”政策当作气候变化危机的解决办法提出来，但实际上围绕这个政策产生了一大堆所谓强制节育和堕胎的报道，还有所谓杀婴的谣言。生殖选择支持者们的做法虽然毛骨悚然，却可以理解。如果再次提出通过自愿的方式（如推广计划生育）来实现类似的目的，会引发另一方的愤怒——“反堕胎”运动者们担心会引发堕胎高潮。

OPT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通过计划生育实现的碳减排每吨的成本只有7美元，而通过太阳能实现的减排则要51美元，这一发现让环境组织陷于瘫痪，特别是美国的，在那里即使暗示要增加对堕胎的资金援助也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我不知道如何足够坚决地说出‘无可奉告’”，美国绿色团体塞拉俱乐部的大卫·汉密尔顿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他有理由保持沉默：塞拉俱乐部自身早在2004年就曾遭遇过人口政治问题，当时一群人口控制主张者们试图夺取组织的主导权，但这些人本身却强烈反对移民，理由是移民在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就造成了更大的碳足迹。这种主张让事情变得更加尴尬。）

严格来说，这些和具有气候意识的英国人的生育决定毫无关系。或许OPT是旷野中唯一一个勇敢的声音，就像其受托人西蒙·罗斯所说的“别人谁都不想（因此）掉脑袋”。又或许，像蒙比尔特所说的，他们是一个“无人教会”，不过是一群无所事事的中产阶级白人男人们为了把对于气候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没有责任的地方而已。无论是哪种情况，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选择少生一个孩子——特别是在高消费的社会中，仍然是一件确确实实的好事情。

而且，即使把话题的范围缩小，也会引起难以置信的怒火。两年前，《道德消费》杂志的记者莎拉·埃尔文成了《每日邮报》一篇文章的攻击对象之一，这篇文章是关于那些认同小规模家庭理念，选择不生孩子的夫妇的。（每日邮报的文章不经意地显得歇斯底里，其作者对于自愿不生育的概念难以理解，将一位妇女出于环境考虑而堕胎的决定说成“颠倒天性”、“否定母性”。）

“还有一些人花费很大功夫‘人肉搜索’，找到我的个人电邮地址，写邮件咒骂我‘你怎么不自杀呢’之类，”埃尔文说，尽管在《每日邮报》的文章还特别引述她的话说她根本不没想过告诉别人自己是否要生孩子。“总的来说，如果你敢谈论根本不要孩子，就会被认为是癫狂或者自私，还会受到蔑视：‘要知道，你肯定会改变主意的’。”

只要一个孩子的想法同样面临偏见，尽管麦克基本书中最激进的地方也只是说没有迹象表明独生子女是有害的。的确，他在一些地方暗示说，与更多孩子相比，独生子女更好交际，智力水平也更高，因为孩子更多的家庭必须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水准。

不过，对于不要孩子和独生子女理念的敌意可以解释为什么OPT把其针对英国人的运动定名为“两个就够”。（对此，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强烈反对，“不是两个就够，而是一个都不要”，莱斯·耐特说。）而且，就连“两个就够”去年也引发了小小的愤怒。当时，资深环境活动家兼英国政府可持续事务顾问乔纳森·波利特对一位采访者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说明多于两个孩子是不负责任的。”

“这不过是老一套：为了拯救世界而去杀人，”反堕胎活动者约瑟芬·昆塔瓦莱按照自己独特的招牌逻辑推论说，与此同时，议员安·威德克姆把波利特说成“绝对癫狂的家伙”。

然而，至少在英国这个问题是可能可到自然解决的，因为没有孩子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2010年，英国50岁的妇女中有五分之一都没有孩子，同时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比例从1972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26%。已经有更多的家庭实现了“两个就够”，生育三个或者更多孩子的现象越来越少，这与一边高喊关心地球变暖一边抗议少生孩子主张的表现恰恰相反。

但是，还有更激进的主张在坚持。阿兰·韦斯曼2007 年的畅销书《没有我们的世界》描述了假想中人类消失后的地球：路面上开始长出杂草和树木，野生动物占据了被废弃的城市。这是一个天堂式的、同时也令人恐惧的场景，但魏斯曼的意思并不是鼓励让我们努力实现这个结果。他的结论要稍微温和一点：如果每个人至多只生一个孩子，世界很容易就恢复生机。（他把这当作一次思想试验和启发，而非对强制政策的呼吁。）到2075年，人类数量就会减半。

“如果达到这个远远容易控制的数量……我们就可以享受所有进步的红利，再加上可以控制人口的智慧，”韦斯曼写道，“这个智慧部分来自无可挽回的损失和灭绝，也来自目睹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好的喜悦。这些迹象决不会只体现在数据里，而是出现在每个人的窗外，伴随着清新的空气和越来越多的鸟鸣贯穿一年四季。”

来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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