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话新鲜出炉

畜牧业的现代化与流动性之争（1）

赛德·海瑟 — Wed, 10 Mar 2010 15:04:00 +0000

游牧养殖方式在繁荣了非洲经济的同时还保护了牲畜免受干旱的威胁。即然如此，为什么它现在面临着威胁？赛德•海瑟撰文对此进行解读。

流动放牧，或称游牧的畜牧方式在非洲干旱地区的经济繁荣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据估计，在非洲东部和西部，大约有5千万畜牧养殖者完全依靠天然旱地草场来放养牲口，而这些牲口是他们的家庭和村子的重要经济来源。同时，这些牲口还支撑着庞大的肉食产业以及原皮和生皮工业。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当其它土地利用体系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流动放牧能够为国家和地区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

如今，牧民不仅能够将最新的牲畜市场价格信息下载到他们的手机上，还可以骑上价格低廉的中国产摩托去追赶跑远的牧群或迷路的骆驼，或者通过步行、陆路、或海路的方式将他们的牲口运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内贸交易或国际交易。人们普遍认为牧民是小众群体。他们与世界脱节，生活方式也因循守旧。然而现实中，牧民早已完全融入到全球发展的进程中。

但是现在，流动放牧正逐渐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出于各种各样其它的用途，草场被一点点的瓜分。而草场的水源供给以及与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随着流动放牧的活动范围日益狭窄，畜牧养殖的经济收益也受到严重的威胁。牲口的出肉率降低，产奶量减少。此外，它们对干旱和疾病的抵御能力也有所下降。而这正把人们引向一条充满贫困、资源退化，以及冲突的道路。

针对游牧流动性的问题，一些新的思维、新的政策和创新实践正在许多非洲干旱地区扎下根来。非洲联盟和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正逐渐认识到增强牲畜的移动性所产生的巨大利益。这也促使一些政府开始制订各种信息充分、循序渐进的政策，从而反映出现代游牧民的需要。

小标题：为何采取游牧的方式？

其实，游牧民迁徙是为了带着他们的牲畜辗转于牧草最丰美的地方。不同时期分散于不同地方的草场才是游牧养殖在如此困难的环境里保持高产的原因。而对于那些依靠单一牧场和规模经济的定居牧民而言，牧场上随机分布的牧草中的营养含量将使产量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对于那些四处迁徙，有选择地控制放牧数量的游牧民而言，这却是一种资源。

人们常常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畜牧管理方式，现代化的牧场养殖方式是一种进步。然而，在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博茨瓦纳、以及津巴布韦等国牧场养殖和游牧养殖的产出进行比较研究后却得出了一致的不同结论：这些国家游牧养殖的表现不仅均优于牧场养殖，而且，优势还很明显。不论是从出肉率、热量值（卡路里）、还是需提供的现金等各个方面衡量，游牧养殖每公顷土地的回报率都要高于牧场养殖。

区域内牲畜贸易是非洲东部地区的一个主要产业，其规模正不断扩大，年产值超过6500万美元（人民币4.44亿元）。该产业的收益取决于牲畜的迁移，特别是跨界迁移。在萨赫勒地区的许多国家中，畜牧养殖占农业GDP总值的40%以上。这些数据虽然非常可观，但是仍然没有反映出畜牧生产系统对国民经济的全部贡献。国民核算是以肉和生皮等最终产品的价值为基础，而忽略了游牧养殖方式在社会、安全、以及生态等方面所带来的好处。

当干旱和灾难发生时，牧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四处迁移。因此，对于牧民而言，保持流动性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干旱地区经常发生干旱，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对农作物生产而言，游牧养殖是当地生产战略的最佳之选的原因。

小标题：面临的障碍

游牧民的活动范围日渐受到限制。大片大片的农场时不时地挡住他们通往放牧区的道路；边境管制又妨碍了他们的交易模式；他们过去保留下来作为干旱时期放牧场所的地区现在不是变成了国家公园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农业计划所占用。政府所颁布的政策也积极鼓励游牧民在其它地区定居下来，并且适应“现代化”的畜牧方式。这些政策的立脚点往往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游牧养殖不仅经济效益低下，而且还对环境造成破坏。人们认为将土地用作它途，如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国家公园等，能够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并且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但是这些观点都缺乏切实的证据。

农业是游牧养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家庭农场缓慢而坚定推进。此外，某些地区大型商业化农场的建设也正在不断地吞噬大片的放牧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叫停了一些建在苏丹中部半干旱地区的大型机械化农场的扩张计划，并警告说，这些项目将在未来成为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冲突的导火索。苏丹北部的大型商业化农场已经由于助长了冲突、环境退化、以及侵犯人权等原因而备受指责。

特别是在非洲东部，国家公园、猎物繁殖保护区、狩猎区及保护区侵占了大量的土地，从而使游牧迁移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为这些土地不仅包括旱季和雨季主要的放牧区，而且还切断了季节性迁移的必经之路。设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乌干达基代波河谷国家公园位于乌干达与苏丹和肯尼亚的边界，严重阻碍了托普沙人从苏丹南部到乌干达北部卡邦地区旱季牧场的迁移。多多斯游牧民同样失去了位于东北部提姆森林的雨季主要牧场。根据卡拉莫贾农牧开发项目的迈克尔·戈德温·万苏斯的研究，这片地区在2000年被宣布划为森林保护区。然而，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较之其它方式，特别是农作物生产，游牧是一种更能够与野生动植物和平共处的土地使用方式。

不论是非牧民还是牧民都开始了圈地。从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波拉娜人到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富拉尼人以及索马里兰的索马里人，非洲之角的范围内，游牧家庭正纷纷把牧场圈起来。牧群规模缩小所引起的贫困使非洲东部和西部地区数以千计的游牧家庭不得不将牧场土地划分出来从事雨养农业，或者在有水源供给的地方从事旱季农艺。而其他人由于害怕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占用而变得一无所有，或者出于保护牧场不被用于农业或伐树烧炭等其它用途的目的，也不得不圈起大片土地。

具体有多少曾经的牧场被占用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不少已经被用来种植小麦、甘蔗、灌溉烟草、棉花、高粱、鲜花、以及蔬菜等作物。还有一些成为狩猎场和养牛场、国家公园、以及森林保护区。重要的不仅仅是土地流失的严重程度，关键的是这些土地的性质。大部分被割据的土地关系到湿地或沿河森林等战略性区域的安危。这些地区不仅湿度较高，而且也较为稳定。因此，特别是当旱季，周围牧场的牧草枯萎贫乏的时候，这里却可以找到营养成分更高的牧草。

这些地区有着肥美的牧草，就像是“逃生的小岛”一样，在下一个雨季来临，重新长出新鲜的牧草之前，让牲口们可以有地方吃饱肚子。失去了这些地区会对整个畜牧系统的收益及适应能力造成伤害。失去这些土地究竟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新的土地使用体系的预期收益是否会大于取代畜牧业所带来的收益损失，针对这些问题迄今所做的研究非常少。

冲突也是阻碍流动性、改变放牧方式、降低产出、以及加剧环境退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乍得和苏丹两国之间长期的冲突就意味着牧民们出于安全问题的考量不得不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更大团体。但是，结果却发现，这么做反而更难找到高质量的牧草和水源。苏丹与埃及之间的冲突同样使苏丹西北部红海州的贝贾族牧民通往主要牧场的道路被阻。牧群无法到达牧场使牧场的使用率偏低，从而导致灌木的生长乘虚而入。另一方面，当牧民拥挤在面积不断缩小的牧区中时，为了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竞争便会加剧，冲突就变成一个无法避免并且具有自身延续性的问题。

干旱地区的各种不合理政策限制了牲口的迁移。人们一直认为游牧养殖方式是一种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破坏环境的土地利用方式。而在这种观点的不断驱使下，非洲大部分地区针对牧场和牲畜制订了相应的政策。然而，所有这些观点中没有一个是以事实或曾经的失败经验为依据，也没有反映当前所掌握的干旱地区环境和生计体系的动态学知识。而且，牧民团体也没有参与政策的制订。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摒弃这些冥顽不化的看法。

赛德·海瑟：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IED）气候变化小组首席研究员。本文作者还有塞弗里奥·克拉缇里、伊兹·伯奇、及玛格达·那赛弗。

本文的全文曾以图书形式由IIED出版，书名为《现代化与流动性之争：非洲干旱地区畜牧生产的未来》。本文为该书的摘要，经授权在此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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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的惊人之举

李泰格 — Tue, 09 Mar 2010 15:31:00 +0000

中国南昌一栋仅十余年历史的大酒店被拆除重建，李泰格认为这有悖当地政府提出低碳发展的承诺。

爆破一座四星级酒店的时间，只需要8秒钟。

号称要打造“低碳城市”的南昌，做出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2月6日，投入使用仅十余年的五湖大酒店，在一声轰然巨响中倒下。

五湖大酒店曾经被誉为南昌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有22层，高约86米，于1997年投入使用。2007年7月，五湖大酒店被整体转让给香港的凯美集团。凯美遂计划将其加高为25层，到90多米，并按照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进行内部改造。

但凯美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南昌当地媒体《信息日报》去年11月19日援引南昌市城乡规划局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改造方案获批后，凯美集团又担心加高后地基下沉带来安全隐患，自己推翻了。于是，凯美集团递交新方案，提出拆除酒店大楼，原址重建25层的新酒店大楼，同时建一座6层的副楼。而南昌市政府部门也在去年11月上旬正式下达“抄告单”，同意拆除重建。

五湖大酒店将拆掉重建的消息被披露后，有公众对此事提出质疑：“南昌市的哪家酒店有它的环境好？还拆什么拆，极大的浪费！”“希望在方案实施前，进行审计和监督。”但酒店最终还是被爆破，而公众也很难了解其中的内幕。

酒店的建筑质量本身，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如果酒店的建筑质量不过关，凯美当初怎么会有加高为25层的念头？而负责爆破的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学院薛峰松教授也对媒体表示，“房子修得很牢靠”。

关于这次惊天动地的爆炸拆除，凯美集团方面的负责人祈小行给出的说法是，酒店在结构和功能设计上存在一定缺陷，光靠修补和加固的话，达不到加高的要求。

就25层的五星级酒店标准而言，五湖大酒店或许的确达不到要求。但当初设计的毕竟是22层的四星级酒店，为什么非要“霸王硬上弓”，变成25层的五星级酒店呢？

看起来，凯美是一个行事古怪的公司。更加古怪的是，南昌市城乡规划局竟然顺从了凯美。难道规划局的人不明白，五湖大酒店的爆破拆除将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也将产生大量的烟气污染和建筑垃圾吗？

政府部门的失职，直接导致了五湖大酒店的毁灭。考虑到江西省是华东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而省会城市南昌竟然要拆掉一座好端端的四星级酒店，就更加令人叹息了。

五湖大酒店的推倒重建，也意味着大量能源的无谓消耗。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行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昌还口口声声要发展低碳经济，打造低碳城市。去年11月，南昌举行了“首届世界低碳与生态经济大会暨技术博览会”。当时，满城飘扬着 “低碳经济”的旗帜和标语。大会甚至郑重其事地发表《南昌宣言》，高调宣称要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发展低碳与生态经济，提倡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就在此次大会之前，英国战略方案基金“低碳城市试点项目”启动，南昌率先入选。《南昌日报》还报道说，今年2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低碳经济合作项目动员大会”上，南昌市与广东省、湖北省、重庆市、保定市共同被列为“国家低碳经济试点”。

显然，南昌对“低碳城市”或“低碳经济试点”的名号非常在乎。在这座城市的低碳经济路径中，新能源产业被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并提出要打造世界级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园。而几个月前，江西赛维的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也在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竣工投产。

南昌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雄心，对新能源产业的倚重，和很多中国城市都非常相似。如今的中国大地上，正兴起一股“低碳城市”的潮流。发展新能源产业，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但如果将发展低碳经济简单地等同于发展新能源产业，未免目光短浅。实际上，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以减少资源浪费，倡导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低碳生活方式等，都是“低碳城市”的应有之义。

像南昌拆掉一座仅十余年的四星级酒店的行为，在中国虽不多见。但在这个国家的城市建设中，无端拆掉建筑物的事情，却屡见不鲜。

最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就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耗资1500多万元人民币、08年9月才投入使用的祥坂小学，以及附近多座寿命不足10年的住宅楼，均被地方政府要求拆迁，为所谓的“中央商务区”建设让路。

去年夏天，笔者曾在武汉采访一项湖泊连通工程——在市区内的东湖和沙湖之间开挖长约1.7公里的连通渠。根据当时的一份拆迁工作内部材料，该工程规划总用地面积高达1.7平方公里，拆迁将涉及8932户居民。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居民的房屋，并不在东湖沙湖连通渠范围之内。

2007年年初，浙江省杭州市，被誉为西子湖畔第一高楼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被爆破拆除。这座20层、60米高的大楼设计使用寿命是100年，但服役仅13年。此前，浙江大学已经将湖滨校区土地出售给香港嘉里集团，后者将在原址建设“杭州嘉里中心”。

本来，法律体系是发展低碳经济最有力的保障。但很多人要么利用法律的漏洞或空白地带，或者干脆将法律抛诸脑后。

不得不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很多官员并未领悟低碳经济的真正含义。他们喜欢的是“低碳城市”这个标签，而非其真实内涵。

李泰格, 驻北京的环境与科学记者，擅长深度报道。1997年获四川大学工学硕士；2003－2004年，获Knight科学新闻奖学金资助,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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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家

苏珊娜•戈登伯格 — Mon, 08 Mar 2010 15:29:00 +0000

我们是否能够拯救一些面临气候变化威胁的最濒危物种？一位生物学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想法：那就是将这些物种迁移至其它地方。苏珊娜•戈登伯格报道。

让我们在脑海中勾勒这样一幅画面：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一头野生大象正不紧不慢地踱着步子，高高的野草在它的足下弯下了身躯。现在，让我们将这幅画面移植到美国的大草原上。在众多让人咋舌的气候变化新主张中，一位知名动物保护生物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拯救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的方法，那就是将这些动植物移植到其它地方。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蝴蝶生物学家卡米尔•帕尔梅桑十几年来一直观测快速的气候变化对物种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那些由于无法适应气温的升高或逃离气温升高地区的物种。然而，她的现代诺亚方舟理念仍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应当将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面临灭绝风险的高危物种连根挖起，然后将它们迁到一个远离它们过去生存环境的合适地方，”她在位于校园里的办公室里这么对我说道。她的办公室的旁边就是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室的冷库里面保存着她和她丈夫收集的大量毛毛虫标本。

她的提议最初只局限于在几个科学家之间流传。现在，随着各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如何才能使动植物免受逐渐变暖的气候的威胁这个棘手的问题，她的这个提议开始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就在她的名字出现在《大西洋月刊》的最勇敢的思想家名单中后不久，帕尔梅桑便游说了一批参加去年十二月份召开的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峰会的谈判代表、环保人士、以及科学家等开始起草一些计划，准备帮助那些受影响最大的动物迁徙。

政府在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无所作为，毫无疑问，这让她感到非常无奈和气愤。在发现联合国气候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做出了有关喜马拉雅冰川融化的不实结论之后，帕尔梅桑还强调，环保人士不应该想当然地将所有野生动植物数量减少的原因都归结于气候变化。但是，她仍然坚信大气层的迅速变暖将使世界上的动物面临严重威胁。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所有已知的陆栖动物、鸟类和鱼类中，有20%到30%的物种将会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而灭绝。然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升温预期提高的条件下，热浪、干旱、以及海洋不断酸化等现象将迫使动物们离开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并使它们的食物链遭到破坏，物种的死亡率也将随之升高到40%到70%之间。

濒危物种的规模之大使环保人士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想法。而这让帕尔梅桑想到了大象……

迄今为止，除了盗猎或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等传统威胁之外，能够证明栖息着这些庞然大物的草原究竟如何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证据并不多。“但是，当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想我们会考虑将它们迁移到其它地方。”帕尔梅桑说道。

她已经在着手努力通过向美国德克萨斯和美国中西部地区引入大型食草动物来使这一地区的草原恢复生气。当地发现的化石表明，数千万年前，北美地区曾经留下过大象活动的身影。那么，为什么不能将非洲象迁移到北美地区呢？

“随着气候变化，我开始认为，如果非洲草原确实会大面积减少，不管怎样，我正在努力倡导恢复美国的大草原，通过从非洲调来大型食草动物将有助于这一过程的顺利实施，因为两者已经互相适应（或者说是相互共存）。我不会反对这么做。”

帕尔梅桑认为将其它大型食草动物，如长颈鹿等迁移至他处也同样是可行的。她甚至认为能够为大熊猫找到新家。然而，她也承认，地球上大部分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动物还是得靠它们自己找到应付气候变化的出路。比如，将各种食肉动物迁移至其它地区就是一件非常不切实际的事情。

“我们所倡导的既不是将老虎迁移到非洲，也不是把北极熊迁移到南极洲，我们所提倡的没有那么夸张。（总体而言）是将那些相对无害的物种，包括大量的植物和昆虫等，迁移到其它地方，”她说道，“我们对它们的竞争性及行为有充分的了解，认为它们不会对其它生态系统造成威胁。”

2000年以来的气候研究表明，动物生命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最早受到影响的极地地区。从近期发表的科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传统栖息地条件变得更加恶劣，52%的物种迁徙到温度更加适宜的温带地区。在地理环境及人类居住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它们会迁徙50公里甚至是1600公里。

气候变化还改变了它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大约有62%的物种的春季交配期提前。研究显示，气候变化虽然引起了很多变化，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却没有发生：没有一个物种显示出适应其现有栖息地温度变暖所必须的大规模进化的迹象。帕尔梅桑表示，“进化不会挽救北极熊的命运。”

如果决定权在她的话，动物的撤离工作现在就应该开始。迁移的动物中或许就包括各种生命短暂的格纹蛱蝶。正是因为这些格纹蛱蝶才使她走上了这条不可思议的职业道路。四十八岁的她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活动家，甚至也未曾想过要成为一名鳞翅目昆虫学家。她从小生长在一个和睦的共和党人家庭，是六姐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的家庭与德克萨斯石油工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母亲和一个姐姐都是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

帕尔梅桑最初打算研究灵长类动物。然而，她却没有勇气面对那些被关在牢笼中的动物。她说，尽管她的确开着一辆蓝色普瑞斯，并且时刻关注自己的碳足迹，但是她不愿意把自己称为一名环保主义者。

在帕尔梅桑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关于伊迪思格斑蝶的文章之后，她所从事的野外工作让她站在了公众的面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她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开着一辆旧丰田皮卡，追随着这些蝴蝶，从墨西哥到阿尔伯达，跑遍了太平洋西北部地区。

包括她的丈夫迈克尔•辛格在内的早期研究人员都曾证明，斑蝶对温度非常敏感。这次蝴蝶之旅让帕尔梅桑相信气候变化导致斑蝶大批量死去：尽管北纬地区蝴蝶的生存依然良好。但是，加利福尼亚州温度的升高导致当地植物枯死，而这些植物正是斑蝶的主要食物来源。

她说：“我必须承认，十年前我曾觉得他们过于极端”。然而今天，她却担心科学界低估了物种灭绝的风险，并且对环保组织无法掌握局势的紧迫性感到非常失望。

当帕尔梅桑最初在学术会议上提出物种迁徙，或称“辅助殖民”的理论时，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她的生物学同僚们指责她这么做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将大自然玩弄于股掌之上将带来巨大的风险。他们警告说，她的方法将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帕尔梅桑怎么知道被迁徙物种会适应新的环境？她怎么知道它们不会对当地物种造成威胁，导致当地物种的灭绝？

“人们的愤怒让我吃惊，他们太情绪化了，”她说道，“我提出要扮演上帝的角色让他们感到震惊。他们以为我所提议的是通过工程学的方法来保护自然。”

帕尔梅桑承认，她确实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她认为，对于那些逃生之路被城市扩张或沙漠挡住的物种，以及那些来不及适应环境的物种而言，她的方法或许是唯一能够拯救它们的办法。

与野生动植物所面临的传统威胁因素不同的是，帕尔梅桑认为，从气候变化中恢复过来的前景微乎其微。如果资金充足，栖息地面积减少以及盗猎等因素可以得到遏制。濒危动物的数量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美国落基山脉西部地区的狼群便是很好的例子。退化的土地能够恢复。但是，气候变化却是不可逆的，至少在人类的生命跨度内是这样的。此外，过去并非没有动植物迁移情况发生。

“ 航运业和运输业在不经意间导致了物种的迁移，水族贸易以及园林贸易也曾导致物种的迁移，如果人们对这些都不以为然，相反却对试图通过将动植物迁移100英里(约160公里)来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的生物学家横加干涉，这岂不是毫无意义吗。看看吧，我们已经把地球搞的一团糟了，这种借口岂不是很荒谬吗。”

近几年，帕尔梅桑和少数几位科学家已经开始制订濒危野生动植物的迁徙蓝图。她认为，与其说只迁移少数几种物种，动植物的整体搬迁将会更加有效。

“如果我们只迁移几个物种，其结果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少数几个不错的物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打开人们的思路，那么我们就能挽救更多的物种。”

他们的理念是从小处着眼，迁移的物种包括植物、蝴蝶、鸟类、小型啮齿类动物、以及哺乳动物等。并将搬迁计划限制在那些受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的偏僻地区。也就是说，高原物种为了寻找温度更加凉爽的栖息地不得不向越来越高的山地迁徙。帕尔梅桑将把这些物种迁移到附近其它海拔更高的山上。

她是否会在这场争论中获胜，目前还不得而知。一些非主流环保人士仍然在考虑她的观点。然而，不论采取何种大规模动物拯救行动都需要对现有的国际法中有关动物迁徙的条款进行修改。不仅如此，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一些较大的野生动植物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认真听取一些十年前被看作是异想天开的观点了。

国际保育组织的托马斯·布鲁克斯对此表示同意，“我们需要拥有尽可能多的可行的手段。尽管这么做并不简单，代价也并不低，但是我认为在其它更加容易也更加便宜的方法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它加以尝试。但是，由于它实施的难度更大，成本也更加高昂。因此，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仔细的评估。”

即便温度仅升高0.7摄氏度（华氏1.26度），一些动物就已经灭绝了，例如，生长在哥斯达黎加凉爽山区的金蟾蜍。（当地的生物学家曾警告说，气候变化已经使十几种两栖类物种从丛林中消失。）去年，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曾报告说，白种类狐猴浣熊负鼠将成为现代世界首例灭绝的哺乳动物。当气温升高到30摄氏度（华氏86度）以上时，这些动物便会从树上掉下来死掉，尽管随后有报道称曾发现若干白种类狐猴浣熊负鼠。

许多其它物种也面临着灭顶之灾。美国西部地区，研究人员发现当地鼠兔的数量急剧减少。鼠兔是生长在落基山脉的一种毛茸茸的棕色小动物。而对北极熊而言，随着海冰的融化，它们的天然栖息地也在迅速地消失。一些研究认为，北极夏季的海冰将在2020年彻底消失，而作为北极熊主要食物的海豹也将随之消失。最近，加拿大的生物学家报告了几例北极熊由于饥饿而蚕食它们幼仔的事件。

尽管对于北极熊而言现在已经为时过晚。但是，帕尔梅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拯救其它动物，只要各国政府和各环保机构能够克服他们的顾虑，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一大批我们本来可以挽救的物种走向灭亡。前提是，我们愿意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

来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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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频繁发生“水战争”

冯永锋 — Fri, 05 Mar 2010 15:04:00 +0000

水库和水力发电站正在中华大地四处开花，也因此引发了工程建设破坏生态的争论和地区间的冲突。冯永锋认为，我们应该让河流回复宁静。

2009年12月，中国河北涉县境内的清漳河，沿岸16万人联名上书至当地政府，质疑山西方面以建电站为名修建下交漳水库，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制止该行动。否则，位于清漳河下游的涉县40万人的“命脉”将被斩断。

属于海河流域的清漳河，发源于山西，流经河北、河南等地，是一条跨省河流。清漳河水源是上下游共享资源。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山西省陆续在清漳河流域内修建了各类蓄水工程。1965年以前的20多年，清漳河的年均径流量为19.6亿立方米。1981年至2000年的20年，平均径流量为3.56亿立方米。大量径流量被拦截在山西境内。

其实河北也修了许多水库。1949年以来，“为防治洪涝灾害”，河北省先后修建了1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全省水库库容量突破100亿立方米，其中可为城市供水60亿立方米。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以及持续多年的干旱，用水紧张的局面在河北城乡蔓延。原本以防洪为主的水库，逐渐担负起防洪与供水的双重任务，成了城市水源地。

河北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委屈。在高度缺水的情况下，还要不停地向北京供水，以保证北京的水安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目前已经修通了河北至北京段。万一北京发生水危机，河北的四大水库（王快、西大洋、岗南、黄壁庄）就要义无返顾地向北京供水。

只要北京水源地密云水库的蓄水量在10亿立方米以下，附近的河北白河堡水库、云州水库，都必须向密云水库输水，哪怕这两个水库本身濒临干涸。

但北京对河北、山西还是有一些意见。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在永定河上修建了库容量超过40亿立方米的官厅水库。到2009年，官厅水库的库容量在1亿立方米线上徘徊。北京水问题专家王建认为，永定河来水减少，与官厅水库上游修建了270座水库直接相关。

现在，所有地处河流上游的地方，都挖空心思要把水留在本地。

陕西最近也在做一件让湖北不高兴的事。他们设计了“引汉济渭”工程，利用汉江上游流经陕西汉中、安康的机会，修建一个引水涵洞穿过秦岭，把汉江水引给渭河，稀释渭河之污，增加渭河径流量。

汉江在中游已经把将近100亿立方的水调给了北京，而现在上游又将截走大量的水，这会引发什么冲突，谁也不知道。

中国北方水资源人均不足，导致剧烈的护水和夺水行动。而在淮河以南的大量河流中，水战争则以另外的形式出现：

水电公司想把所有的河流都变成电流，想把所有的水都变成“煤和油”。处处都想上马的水电站和水利枢纽工程，将让河流彻底丧失生态功能。

中国大量的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这些河流向东部低地流淌时会产生巨大落差。因此，西南水电开发最让水电公司痴迷。

2000年之后，中国“水电投资”放开。无论是传统的大型电力资本，还是零散的社会资本，都可以自由投资建设电站。

于是，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等大河的支流，在几年之内就被开发完毕。水刚刚从上一个电站流出，马上就被蓄为下一级电站的水头。这些河流的干流也难逃被梯级开发的厄运，几乎每一个河流都在短短的流程内，被设计了十多级的电站。

当公众的目光被西南山地水电开发的狂潮所吸引的时候，东部一些流域的梯级开发在以同样猛烈的方式进行。

位于大别山区的安徽省金寨县、岳西县、霍山县等地方，都频频推出了“造福于民”、“造福经济”的小水电开发计划。

浙江省的一份资料显示，钱塘江支流金华江水系，1950年建成了钱塘江水系第一座水力发电站——湖海塘水电站。到2005年，金华江水系已建成水电站183座，装机容量共61091千瓦。

福建的闽江流域也不甘示弱。2004年的数据表明：闽江流域有大中型水电站29座，还有大量小型水电站。仅南平市范围内就有已建、在建和拟建小水电站183个，其中大部分没有办理环评和环保审批手续。

梯级开发的密度让人惊讶：每个电站蓄水发电时，前一个电站的回水位在下一个电站坝址下。比如，闽江水口电站的回水位在延平区境内的沙溪口电站坝址下，沙溪口电站的回水位在峡阳电站的坝址下……

结果是，水电站所建流域内将无活水，主要河流、支流将成为湖泊，变成一片死水。

中国国务院于去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个生态经济区规划，包含一个水利枢纽建设计划，大体是在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口处，修建一个“生态水利枢纽”，控制鄱阳湖的水位，在丰水期时把水尽量排向长江，在枯水期时尽量把长江的水吸入湖内，以便鄱阳湖水位能够保持冬夏平衡，波动不大。

鄱阳湖是白鹤的越冬地，全球所有的3000多只白鹤几乎都在这里过冬。湿地专家雷光春认为：“长期以来，鄱阳湖形成的生物系统大体与白鹤的栖息、觅食需求相呼应。如果鄱阳湖的水位在冬天突然提高，白鹤及其它的越冬水禽将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种群数量将可能严重减少。”

在鄱阳湖口建立闸门控制水位的想法也让豚类保护学家担忧。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认为，白鳍豚灭绝之后，长江原来非常丰富的江豚也将遭遇灭绝的危险。

目前江豚只剩下不到2000只，分属两个稍大的种群，一个在长江干流内生活，一个在鄱阳湖里游弋。鄱阳湖口的公路、铁路等设施，频繁的运输船只，已经让这两个种群几乎中断了交汇，基因衰退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修起的这个“生态闸门”，则将彻底断绝这两个种群互换基因的可能。这也意味着，江豚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随白鳍豚一起，永远告别生物界。

“鱼离不开水，水也离不开鱼。上游离不开下游，下游也离不开上游。”著名环保人士、中外对话作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拼命修建水库和水电站，不仅仅是水战争频繁爆发的引爆器，过多的水库也是让江河断流、丧失基本河流功能的主要原因。我们要想让河流常在，生态系统健全，我们要想让人们和睦相处，最理想的办法是减少对河流的开发利用，让河流休养生息。”

冯永锋，《光明日报》科技部记者。

首页图片来自湿地国际•中国，图为鄱阳湖上的白鹤。

CCS：中国煤炭依赖的补救之路（1）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 Wed, 03 Mar 2010 15:01:00 +0000

尽管减排任务迫在眉睫，中国的化石燃料消费却在直线上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指出，碳捕获与封存是一个解决之道。

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结果，世界必须努力减排，到2050年至少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50%，这样才能让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高2摄氏度或以内。近来的若干研究都发现，即使现在我们完全停止排放，也肯定会超过这个限度。

要实现紧迫的减排目标，只靠提高能效、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加强自然碳吸收等常规手段是不够的。考虑到目前世界对化石燃料的严重依赖，中美等一些国家必须实施更广泛的碳减缓战略，其中就包括碳捕获与封存（CCS）。

CCS 技术的三个要素，即捕获、运输和隔离在商业上都已成熟，但主要都被用于其它目的而非CCS。由于缺乏明确的国家气候政策来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现在已经开始运转的大型CCS项目屈指可数。CCS技术要运用于意义重大的减排，就亟需大型综合项目来积累运行经验、降低成本。从特定工业设施中获取高纯二氧化碳废物降低了CCS示范项目的成本，从而使得目标更容易实现。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计，到2100年CCS在累计碳减排中的贡献率可以达到15%到55%。

CCS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尽管中国在水电、风能、太阳能与核能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步，但其70%的能源依然要靠煤炭。到2020年，中国的水力发电量将是美国的4倍，风力发电是美国的两倍，太阳能发电量和美国一样大，但和煤炭消费比起来，这些可再生能源仍然只占很小一部分。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和同事称，中国已经采取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包括切实行动限制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用税收政策鼓励提高能效和节约能源，政府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及核能发展，以及提高工业生产中的能效标准。尽管如此，他们预测到2030年煤炭在中国能源需求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过半。不过，在如此宏大的政策之下，中国的煤炭消耗将在2020年达到峰值，然后将逐渐下降，直到2050年。尽管煤炭消耗减少了，但如果没有CCS，中国化石燃料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不会减少，只会保持稳定。

中国的地质封存潜力非常大。中美研究者已经确认了超过1600个大型二氧化碳点源，其中有91%距离未来的地质封存地点只有或者不到160公里，一半以上就在候选封存地点上空。

中国现有的185座大型氨、氢和环氧乙烷生产设施每年产生的高纯度二氧化碳至少有1.3亿吨，其中的四分之三都位于候选封存地点80公里范围之内。根据清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共同研究（埃里克·拉森等人）显示，如果中国规划中的氨、甲醇和液烃生产设施全部投入使用，每年的高纯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2.08亿吨。研究还称，由于高纯二氧化碳的封存跳过了混合气体分离的工序，针对这些点源的CCS的成本在每吨10美元到20美元（68元到137元）之间，比通常对发电厂的逾期成本要低。

中国科学院岩土力学研究所的李小春和魏宁与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合作，撰写并公布的初步流域评估报告指出，中国深部含盐水层构造理论上的二氧化碳封存能力可以达到3.066亿吨，是2005年中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450倍。但是，如果把其他因素考虑进去，实际上的封存能力就要小多了。所谓的其他因素就是内射性（即二氧化碳在不破坏构造情况下注入封存地所需的比例和压力）、冠岩紧密性、封存构造大小、断层风险、管理、基础设施约束和经济状况等。

尽管中国的沉积盆地数量众多，但其地质构造也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存在无数小型断层以及剧烈的断层活动。这些特征导致了封存构造面临复杂的地质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具体研究，确定各个封存地点的特征，才能保证CCS技术的成功应用。

据估计，中国通过二氧化碳—提高采收率法采油(EOR)和采气(EGR) 的二氧化碳达到100亿吨。况且，对油气田的评估也是在流域层面上进行的，研究者们利用现成的油气田所在地信息，只能得到较粗略的封存区域方案。与深部含盐水层不同，整体上油气田的地质构造更加精细和具体。据中国科学院岩土力学研究所和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联合研究表明，中国的大型二氧化碳点源中有五分之二位于油气田周边80公里范围之内，另外据估计中国16个陆地油田和3个海上油田通过EOR方式增加的产量可以达到70亿桶，这是中国目前年石油消费量的2.5倍。

中国进行CCS示范的近期机会有很多，包括各个油气盆地，它们利用高纯二氧化碳或者混合废气来进行EOR和EGR生产的前景非常光明。现在建设中或正在规划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的项目有很多，这也表明了建立CCS试点项目的意向，比如内蒙的神华煤炭直接液化厂。

中国中南部的江汉油田周边50到150公里范围之内，有很多制氨工厂，每年生产化肥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400万吨。二氧化碳源头和封存地点之间的近距离，再加上EOR生产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使得江汉地区成为一个近期CCS项目的热门候选地。

四川江油气田生产的原天然气中含有酸性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和硫化氢，必须予以清除。而25公里之外的江油市有好几个大型低浓度二氧化碳工业点源。因此，这里具备低成本CCS示范项目的良好条件，低浓度工业二氧化碳不经捕获就可以与酸性气体混合起来用于EGR生产。

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神华集团有一个中美合作项目，就是从鄂尔多斯盆地的煤炭直接液化工厂中收集高纯度二氧化碳。该项目预计2010年或2011年投入运转，最终的纯二氧化碳年处理量可以达到290万吨，大部分都将封存在附近的含盐水层中。

李佳和梁希在中外对话上发表的关于CCS经济意义的文章中提到了绿色煤电项目，该项目由中国最大的电力生产商——华能集团经营，将是中国第一个商业规模的IGCC设施，预计于2012到2013年投入运营，届时每年可以捕获2.5到 3万吨二氧化碳，2017年则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个装机容量25万千瓦的IGCC发电厂正在天津附近的渤海湾中建设。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提出在北京附近的廊坊建一个IGCC设施，届时它可以捕获附近两个48.8万千瓦发电厂产生的合成气（即各种比例的二氧化碳与氢气的混合气体）中8%的二氧化碳。1公里之外就有一个油田，通过EOR进行封存成为该项目的最佳选择。现在这个项目正在等待政府的最后批准。

另外已经提出并等待政府批准的IGCC项目还有两个，一个在广东东莞，另一个在江苏连云港。东莞的项目将修建4座20万千瓦的IGCC机组，100公里外就有两个已经采空的油田；连云港项目最终设计容量为120万千瓦IGCC和130万千瓦的超超临界机组，这里距利苏北油田也只有200公里。两个项目都表示出对CCS与EOR相结合的兴趣。

本文的全文早前由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表，题为《认清中国碳捕获与封存（CCS）的近期机遇》，作者包括：钱京京、乔治·佩里达斯、杰森·陈和丘月明、朱立奥·弗里德曼、李小春、魏宁、孙嗣敏、迈克·福勒、黛博拉·瑟里格松、刘悦、莎拉·佛波斯、张东杰和赵丽凤。这里是全文的摘要。

下一部分：国际合作的价值

首页图片来自华能集团，图为该公司计划在天津建造的绿色煤电示范工程。

CCS:中国煤炭依赖的补救之路（2）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 Wed, 03 Mar 2010 11:18:00 +0000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指出，全球社会可以（也必须）帮助中国克服通向碳捕获革命的障碍。

要实施碳捕获与封存（CCS），中国需要、同时也拥有必要的技术力量和充足的存储空间。尽管如此，广泛及时的应用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高昂的资金成本，另一个是目前碳捕获所需的巨大能源。二者相互关联，减少能源损耗就会让CCS的总成本下降。

根据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者爱德华·鲁宾的研究，目前对一个新建的后燃燃煤电厂来说，能源损耗在成本中的比例高达31%，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 (IGCC)电厂的比例为16%。在中国，如果使用CCS，必须多烧25%的煤炭才能生产出同样多的电力。对于第一座CCS电厂来说，这个开价确实太高了，大家都在期待它最终降下来。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目前碳减排所依赖的首选办法是提高能效、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其它低成本的方式，CCS仅仅被当做这些方式的补充而已。

技术进步有望大大降低能源消耗，而且现在有很多研发努力正在中国内外进行，目的就是找到更高效廉价的碳捕获方式。纵观风能和太阳能等其它新兴能源技术的历史发展趋势，我们也有理由感到乐观。太阳能光伏板、风力发电机和天然气发电机的成本一直在下降，装机容量则在不断增加。因此，研发和大规模的示范项目将有助于CCS成本的降低。

在专门领域，国际上领先于中国的地方主要有三个：地下地质工程、长期监控和检验，以及远距离二氧化碳运输基础设施。将近40年前，美国在德克萨斯州建立起第一个 EOR项目，在这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经验，因此美国当仁不让地应该在中国的CCS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技术研发方面也可以进行国际合作，比如去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提出的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CCS研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的几个研究所以及中石化和华能集团的研究机构所进行的工作。中国企业，如华能集团核新奥集团也开发了煤炭液化技术，并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开展合作。

国际社会还能为中国提供建议，建立一个确保CCS项目安全和效率的管理系统。最初的示范项目在选址、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和持续运转方面的表现至关重要，因为初始工作如果标准太低，就会让整个技术陷入困境，应用推广也会减速。

由于中国在该领域还没有一个全面性的管理系统，早期的示范项目尤其需要向工业化国家发展中的经验和最佳实践学习。欧盟和美国已经开始努力与中国分享其管理经验。在这一点上，非政府组织同样能做出卓越的贡献，世界资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之间的合作就是一个光辉典范。

但是，仅有知识分享是不够的。要在中国实现CCS产业的助动启动，必须增加资金支援。对任何单独的开发者来说，头几个大型示范项目注定是昂贵的和“危险的”，而且中国对于这个技术仍然存在广泛的疑惑。因此，要在中国建立多个最初的示范项目，试验不同的捕获技术和地质构造，国际资金援助至关重要，在这个碳紧缩的世界上，所有技术、政治和经济利益相关方都将从中受益。

对于CCS技术的应用和改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降低来说，来自中国政府和国际资源的切实融资至关重要。目前需要大力财政支持的主要领域有三个：第一个是建立大型的综合性项目来测试商业规模的技术、获取经验、弄清管理事项，以及培养人力资源。第二个是对海上盆地的碳封存能力进行研究，以满足缺乏陆上封存能力的东南沿海密集地区的需要。第三个是对中国主要的陆上冲积盆地进行详细的地下地质评估，对现有的方法论去芜存菁，作出更加精确的估测。要让中国的CCS产业发展到也能够进行技术和专家出口的水平，还需要更深入的政策和经济驱动，比如直接监管、碳税收和排放控制补贴等。

要减少碳足迹，中国需要包括CCS在内的广泛减缓措施。诚然，要在中国发展CCS，眼前就有许多唾手可得的良机，但是这些机会是否能被把握住，就要看各国政府、国际机制以及企业之间合作努力的程度，是否能进行有效而迅速的融资、能力建设以及技术和知识转移。这个合作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参与的各国，最终将是整个世界。

本文的全文早前由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表，题为《认清中国碳捕获与封存（CCS）的近期机遇》，作者包括：钱京京、乔治·佩里达斯、杰森·陈和丘月明、朱立奥·弗里德曼、李小春、魏宁、孙嗣敏、迈克·福勒、黛博拉·瑟里格松、刘悦、莎拉·佛波斯、张东杰和赵丽凤。这里是全文的摘要。

首页图片来自美国能源部的化石能源办公室

碳捕获技术的应用

梁希, 李佳 — Tue, 02 Mar 2010 14:25:00 +0000

作为一项公认绿色技术，碳捕获与封存技术迅速得到普及。但是，李佳和梁希却认为该技术仍然面临许多资金上的困难。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在温室气体减排战役中，碳捕获与封存（CCS）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目前有二十多个大型示范项目正在实施当中。据国际能源组织200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30年，能源行业及产业部门采用CCS技术降低的排放将有可能占减排总量的10%。

大多数的主要经济大国已经做出承诺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在没有全面配套建设CCS设施的情况下，最好是不再批准新建化石燃料电厂、炼油厂、钢铁厂、或水泥窑等。然而，大规模CCS技术的广泛应用主要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缺乏建设和运营商业规模的一体化CCS项目的经验；财政激励措施不足，无法保证投资方获得合理的收益。在解决这些挑战之前，为了便于未来CCS技术的采用，未来十年新建的化石燃料电厂在设计及建造时应为碳捕获做好准备（CCR）。

一些利益相关者担心，由于缺少工业项目，CCS技术目前还无法得到验证。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一百多个工业CCS项目目前正在开发当中，已经开始运营的项目目前有20多个，其中包括每年储存量达一百万吨的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斯莱普内尔项目，30兆瓦的德国Vatternfall-Schwarze Pumpe试点项目，以及年捕获量达3千吨的中国华能高碑店燃烧后捕集试点项目。有几个项目甚至已经运营了十几年。

缺乏大规模的方案是目前所面临的真正问题。英国的斯特恩报告认为，要想大量降低排放，化石燃料电厂的二氧化碳捕获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的电厂二氧化CCS项目中没有一个项目的捕获量超过每年一百万吨。

欧盟希望，到2015年至少建立并运营10个示范项目。目前，欧盟正准备建立一个CCS知识共享体系，然而其时间表却一推再推。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曾宣布过一个类似的目标：到2016年，美国应该能够开展10到12个商业化示范项目，并准备到2019年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其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同时，澳大利亚政府每年向全球碳捕获与封存研究所提供1亿澳元（9千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世界各地的示范项目。虽然CCS示范项目还未获得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华能集团、绿色煤电、以及神华集团等大型国有能源企业均提出了一些大规模计划。此外，为了促进风险共担、资金和知识的共享，还设立了一些双边和多边激励措施，其中包括碳封存领导人论坛、未来电力联盟、以及英欧中三方及全球碳捕获与封存研究所共同开展的煤基近零排放项目（NZEC）等。

燃烧后捕获、燃烧前捕获、以及工业过程中的脱碳等三种碳捕获技术目前在非CCS的商业领域中都有应用。第四种技术，富氧燃烧仍然在试点阶段。然而，在CCS的相关应用所要求的规模和条件下，为了使碳捕获技术具有经济可行性及技术可靠性，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试点。

二氧化碳一经捕获之后，就必须被运往一个合适安全的储存地点。管道输运是最为经济的方法。之后，就可以将二氧化碳深深注入地下储存。石油天然气行业有将大量二氧化碳注入含盐层及油气田的经验。并且技术也相当成熟。因此，大多数CCS已经做好实施的准备，并且已经具备了稳定的供应商。这些技术的发展重点是降低成本及实现系统全面整合。

那么成本究竟有哪些？据能源顾问公司芬兰贝利集团公司为英国政府做的一份研究显示，2015年燃煤或燃气电厂每吨二氧化碳的碳捕获减量成本将有可能在$41（￥280）到$57（￥389）左右。而地下咸水层二氧化碳储存及监控成本将在每吨$1.6（￥10.9）到$3.2 （￥21.8）左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关于CCS所做的一份专题报告认为，250公里长的输运管线每年输运5百万吨二氧化碳，则每吨二氧化碳的运输成本为$1（￥6.8）到$6（￥41）左右。可是，实际数据受具体地点及土地成本的影响很大。

据麦肯锡公司2008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2012年到2015年启动的CCS示范项目的总成本将有可能在每吨二氧化碳$84（￥574）到$127（￥867）左右，2020年之后将降至每吨$49（￥335）到$70（￥478）。然而，如果考虑到CCS投资中的不确定因素，成本将每吨升高$13（￥89）到$15（￥102）左右。

发展中国家的CCS项目可能会具有成本上的优势。煤基近零排放项目以及中欧CCS合作行动（COACH）认为，大规模CCS项目的全部成本可能在每吨二氧化碳$35(￥239)到$42(￥287)左右。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工成本、资本成本、以及币值上涨速度的不断加快，这种优势到2020年便有可能被大大削弱。清洁发展机制（CDM）中已经建立的CCS方法有可能为发展中国家初期启动CCS示范项目提供相当数额的资金支持。但是，仅凭清洁发展机制提供的支持还远远不够。由于示范项目的减碳成本要远远高于现行减排认证（CER）的市场价格，因此，未来十年，世界各国公共部门采取额外的财政激励措施将有可能会成为推动CCS示范项目发展的主要动力。

全世界大部分的利益相关者都一致认为，CCS技术在温室气体减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大众眼中，可再生能源与提高能效的前景要比CCS技术稍微乐观一些。决策者及普通民众对CCS技术缺乏了解已经阻碍了该技术的推广实施。

能源损耗是CCS技术存在的一个局限因素。二氧化碳的收集和压缩有可能会使燃煤电厂的燃料需求增加25%。有趣的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进行的大多数利益相关方意见征询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发展CCS技术将会使能源安全得到提升。其原因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没有采用CCS技术的燃煤电厂将无法获得许可。然而，中国的利益相关者却倾向于将CCS技术看作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一种威胁。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技术会导致煤炭进口量的上升。一些人还担心它们会引发运营安全问题及煤矿事故。

在CCS技术具备经济可行性之前，电站的建设还将继续，二氧化碳也还是会被排入大气。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2007 年到2030年间，中国和印度的燃煤发电将有可能分别增长2.5倍和3.5倍。对新建电厂进行改造从而使其做好碳收集的准备对于电厂的顺利转型至关重要。负责电厂碳收集准备工作的开发人员应对其控制范围内的所有有碍二氧化碳收集设备安装及运转的已知因素进行查明，并将其消除。

对于粉碳发电厂而言，用于碳捕获准备的投入并不高昂；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还不到原来固定资产支出的1%。但是，据2009年中英两国的中国先进电厂碳捕获方案项目（CAPPCCO）的研究成果显示，它却能够使电厂提前关闭的可能性降低7%到10%，并使转型的几率增加5%到7%。CAPPCCO在中国进行的一项针对国内103家电厂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中国燃煤电厂中，没有一家在建设时考虑到碳捕获，因此将无法进行转型。

CCS技术的成功推广依赖于一系列因素的实现。首先，要有充足的资金和坚强的政治后盾作为支持，并且还要有明显的先行者优势。这些因素能够为示范工程创造一个较为合理的投资环境。其二，此类项目必须能够证明CCS技术的可靠性及安全性，并且找到有效的融资模式和运营模式。第三，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成本的大幅降低，碳价格必须在保持平稳的同时确保CCS技术的投资有利可图。第四，必须提高沟通模式的效率，从而增强决策者、能源企业、以及公众对CCS技术的了解。

最后，一旦CCS技术具有经济可行性，就有可能在每一家新建化石燃料电厂推广实施该项技术，并对一些现有的电厂进行转型。而优先进行转型的应该是那些已经做好碳收集准备的电厂。

李佳，领先财纳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CaptureReady.com创始人，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博士研究生。

梁希，剑桥大学电力政策研究组副研究员。

首页图片来自Vattenfall公司，图为位于德国南部黑泵工业园区的富氧试验厂。

碳封存科技

洛根•韦斯特 — Mon, 01 Mar 2010 14:51:00 +0000

将温室气体贮存于地下是碳捕获与封存过程中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个环节。洛根•韦斯特将向您详述这其中的真实情况。

编者按

不久之前，碳捕获与封存（CCS）还只是一个在大学实验室里或者能源巨头科研部门内部引起人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而如今，情况不一样了。CCS是指通过捕获化石燃料燃烧时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储存于地下油田等地质层内的技术。这项技术目前已经在气候变化政策决策以及有关减排的公众讨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支持该项技术的人认为，CCS技术能够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因此，对于世界各国的政府而言，这项技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过去的两年里，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国均投入大量的公共资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不少示范工程。由于中国大约有70%能源需求依赖于燃煤。因此对于中国而言，CCS技术的发展则尤为重要。一项该技术的商业化推广项目就已经在中国北部城市天津得到开展。然而，一些研究人员，如斯坦福大学的何钢认为，这项技术的全面推广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这项技术所需的高额投入仍然是其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据估计，目前英国一座CCS设施的成本约为10亿英镑（107亿元）。然而，一直以来，这项技术却备受某些人的责难。他们认为CCS技术只不过是缓解各种全球问题的一个治标不治本的“狗皮膏药”而已，它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源。然而，越来越多的决策者、非政府组织、以及学者却将其视为二氧化碳的减排方案之一，认为它是一项成熟的先进技术。而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也已经是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普遍做法。

CCS技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本周，中外对话将就围绕其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展开讨论。首先，洛根·韦斯特将从碳储存的角度为您解释这一过程。李佳和梁希则从财务角度对这项技术所面临的障碍进行分析，并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本周晚些时候，自然保护委员会将详述中国CCS技术的发展现状，以及其发展所需的国际合作。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期待您的观点，敬请留下您的观点，并参与我们的讨论。

与垃圾填埋和水调工程一样，碳捕获与封存（CCS）是一种典型的移花接木式的解决方案。目前，该技术正方兴未艾。事实上，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50年，CCS技术降低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100亿吨。而可再生能源的减排量为110亿吨。

为什么我们要对这项技术表示乐观？道理很简单，技术是现成的。事实证明，这个行业有这个能力。CCS技术是对现有体系的改良，而非颠覆。也就是说，CCS技术既存在低能效、高成本等缺陷，也有不少反对者。随着人们对这项技术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一过程本身的细节在争论过程中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然而，人们对于二氧化碳储存的了解是争论得以继续的关键。

对于非地质专业人士而言，他们很难理解储存的概念。二氧化碳到底去哪里了？怎么才能将它封存在那里？如果外泄出来该怎么办？储存的过程是所有CCS项目中风险最高、不确定因素最多的一个环节。二氧化碳外泄不仅危险，而且还使整个CCS过程功亏一篑。不仅如此，它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那么，碳储存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要明白，被储存起来的二氧化碳与人们每天呼出的二氧化碳不同。地下数千米深的存储区域的高温高压环境使二氧化碳处于高密度的超临界状态，成为“流体”，从而限制了其上升。

这种二氧化碳被注入到地质学家所说的储集层。我们的脚下是岩石层。一般而言，它们层层相叠。储集层又称蓄水层，是指水以及石油或者天然气等液体聚集的地层。储集层的主要特征是岩石中存在大量相互连通的开放孔隙。液体可以从中流过，并储存于空隙中。被注入其中的二氧化碳“气柱”正是以这种形式存在于储集层内。

二氧化碳气柱能够存在于储集层内的主要机理有四。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就是覆盖于储集层上面的具有防渗功能的冠岩。冠岩能够像瓶盖那样将汽水中的碳酸汽封存在瓶中。所有特性中最为关键的是，冠岩要覆盖住气柱所在的整个区域，其面积可达100平方公里。并且还不能有导致漏气事故发生的通气口。冠岩与其它独特的地理构造一起构成了封存住二氧化碳的第一道防线。

气柱充满整个孔隙后，由于一些通道过于狭窄，二氧化碳很难通过其中。因此，二氧化碳便被困在孔隙中。然后，由于气体与储集层中的水相互作用，一部分气体会溶解到水中。一旦气体溶于水后，二氧化碳便失去了所有活性，变得无法自由移动。最终，一部分溶解的物质与岩石发生反应，形成矿物质，二氧化碳被固化在地底下长达数百万年。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些二氧化碳的封存机理都非常成功。世界各地都有被自然封存在地下长达数百万年的二氧化碳。同时，现有的国际示范工程也成功地运用了CCS技术。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表示，如果方法得当的话，99%的二氧化碳有可能被封存于地下达千年之久。人类足够利用这段时间找到零排放能源。

尽管如此，这一技术还存在许多未知因素。从地质层面看，没有两处地点的地质条件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与碳捕获技术不同的是，二氧化碳储存技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划方案。并且，尽管各种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地表下的情况，但它们所提供的仅仅是地下实际状态的概况。储存地点的前期勘察工作不论多么详尽，我们对二氧化碳在地表下的运动及反应进行预测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凭借猜测。然而，经验和数据能够使不确定因素大大降低，这也就是为什么油田有可能成为二氧化碳储存的第一批目标地的原因。因为，人们对于油田的地质条件充分了解，并且有时我们还可以利用二氧化碳将原本无法开采原油储量压出。

如果监管方和项目的操作方合作，共同确保在储存的实施过程中采取高度的防范措施并加强对有效性的关注，那么整个过程的不确定性是可控的。储存的顺利实施关键就在于选择安全的储存地点。对备选存储点进行分析，确定该地点不仅能够封住二氧化碳，而且还要有足够的地方储存二氧化碳，同时气体在到达该处后还要能够被尽快地注入地下。

为了验证这些研究，我们应该利用收集到的数据针对储存点建立模型，借此对二氧化碳可能的状态进行模拟。然后，再利用各种监控手段对实际情况进行跟踪，并对泄露进行测试。在建模和监控双管齐下的同时，整个过程中还要对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评估，并针对泄露制订相应的应对计划。监管方在授予存储地许可证之前，应对所有的准备工作及数据进行仔细的审核，并征询当地团体的意见，从而使数据更具透明性。

即便是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二氧化碳还是会有泄露的风险，其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尽管二氧化碳在正常情况下没有毒性。但是，空气中存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对人类和植物而言是致命的。这种严重的后果只有在大量二氧化碳快速释放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发生。然而，更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气体从储集层缓慢地泄露，而这种泄露的危害同样很大。二氧化碳泄漏到靠近地表的浅水层后与水发生反应形成弱酸，从而使地下水变得不适合饮用或者不能用于农业或工业。这种酸甚至会使岩石或土壤中的有毒金属析出，使周围的健康和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即便二氧化碳泄露到大气中是无害的，它仍然造成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让人们不禁开始思考以下这个问题：碳储存是否可行？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它是可行的。从经济角度讲，同样是可行的；碳储存的成本随储存地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通常仅占项目总成本的5%。但是，为什么一些研究估计中国能够封存高达23000亿吨的二氧化碳呢？以该国目前的速度计算，这相当于100年的排放量。不要因为这些估算而变得盲目乐观。它们只是理论数据。未知因素还很多，真正的储存能力还很难预测。我们所知的中国的地质数据还很有限。对于最有可能储存二氧化碳的盐碱含水层，我们还知之甚少。

而这些数据是石油公司的专有知识。他们不愿将其与他人无偿分享。同样，如果适合储存二氧化碳的地点同时蕴藏着其它重要资源时，那么它们将有可能引发利益冲突。此外，中国的储集层的条件相当复杂，存在大量的断层。这些断层有可能对安全防漏造成威胁。即便是在一些适合二氧化碳储存的油藏储层，由于首先需要搞清老探井的数量，并对这些探井进行封闭以防止二氧化碳的泄露，因此，也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光从地质角度考虑进行选址，并不意味着该地真正适合进行二氧化碳储存。仅仅因为中国西部的新疆省具有良好的储集层，便将二氧化碳从东部的上海运到西部，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经济的。同样，将二氧化碳直接打入北京或者其它污染严重地区的地下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因素让我们无法承受气体泄漏以及最起码会使水源受到污染的风险。

当然，中国实际上还是有地方储存几十亿吨的二氧化碳。这足以让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该着眼于此，然后回过头来着重讨论成本、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洛根·韦斯特，北京清华BP清洁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研究员。

首页图片来自Statoil，图为位于北海的斯莱普纳CCS设施。由Øyvind Hagen摄。

幻灯片：生态农业，大众还是贵族？

孟斯 — Fri, 26 Feb 2010 12:53:00 +0000

孟斯拜访了中国东部的一个实验性农场，了解在那里实行的自然的耕种方式。她用拍回来的照片，向大家讲述农业改革的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2008年末，中国山东费县传出一则“剧毒花生”的新闻，花生中的残留农药致人死亡。此消息后被官方查证为谣言。人们继续放心大胆地食用花生，但花生种植中的严重问题并没得到解决：使用剧毒农药和农用薄膜。

种植花生的农民知道，许多因素能让花生减产，比如金龟甲幼虫(当地群众称之为“大牙”)。对于大多数农民，应对减产的方法只有使用毒性够强的农药，比如国家早已禁用的“六六六”。此外，为了保水保肥和防杂草，农用薄膜（农膜）被广泛用于花生及一些其它作物种植。但由于收集困难，绝大多数废旧农膜使用完即被丢弃在土地上，造成土壤污染。

“我们的农业生产，切断了生态系统循环。我们现在要做的，则是让它重新回归并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兼中外对话的专栏作家蒋高明这样说道。

自2007年起，蒋高明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在山东平邑县蒋家庄租用农民40亩耕地，建立“弘毅生态农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开始探索具有经济竞争力的生态农业模式，试验生产中国最“纯正”的有机食品。

生态农业的概念兴起于欧洲，至2000年，已有141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目前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意识的加强，中国也开始追赶“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的时尚。然而高昂的价格和认证的良莠不齐，让许多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既不舍得，又不踏实。

“我们全面停止了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根本不用转基因，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个年头，生态学的强大威力就显示出来了。”蒋高明说。

蒋高明做生态农业并非赶时髦。事实是，他觉得如果中国的农业再不走上生态之路，日益贫瘠的土地将失去最后的肥力。如同许多经济活动未把环境效益计算在内，土地的效益也被农业生产长期忽略。农膜、化肥、农药、杀虫剂，使土壤由“黑”变“白”。

然而完全不用农药，真的行吗？农药自发明以来就在防治病虫害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这“奇迹”里面，包含每年120万吨以上的农药使用量。

“老百姓种花生施加剧毒农药花费的费用，每亩约50元，但依旧控制不了虫害。而我们控制虫害的成本远低于剧毒农药。”蒋高明称。在弘毅生态农场不大的试验田里，两盏发出特殊光谱的脉冲诱虫灯，替代了农药和杀虫剂。“诱虫灯不能消除全部昆虫，但每年坚持诱捕，会达到生态平衡，即这个物种还在，但不再对作物造成危害。”

农场最多时每只灯每晚可捕获4.5公斤各种“害”虫。但由于生活习性的原因，这里一年只有70天左右能捕到虫子。今年，弘毅生态农场总共收获了100多斤富含蛋白质的幼虫做饲料补充。

此外，农场用人工或割草机除草，来喂养蝗虫和淡水鱼，而不使用除草剂。这两项收益可以提供两个农民全年就业，等于蚂蚱和鱼给农民发了除草的工钱。农场饲养的 120头肉牛利用秸秆做饲料，牛粪进入沼气池，提取能量供应农场使用；腐熟的牛粪和沼渣沼液还田，用牛来生产优质有机肥料。

蒋高明的研究认为，中国化肥使用总量的70%都未能进入农产品而白白浪费，他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中存在严重的化肥施用过量，而生态农业概念能够将中国农业长期以来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改为“低投入、高产出、无污染”。

靠提高土壤肥力和生物方法生产的有机食品，能比普通农产品成本更低么？农场的有机粮食和蔬菜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普通粮食和蔬菜的3~5倍，而山东平度的韭菜和芹菜卖到每斤20元。

然而有人认为，蒋高明提出的“低成本”是可能的，这个人是日照益康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战培林。他的公司生产的微生物有机肥，是用海带加工中的废渣和从日本引进的微生物菌类发酵而成，试验证明并不逊色于化肥。但他认为，国家在化肥上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削弱了生物肥料的市场竞争力。

不过对于蒋高明的生态农场，战培林觉得生产与市场的对接仍是问题。“一旦产量扩大，就会发现市场还很小，除非用于深加工，提取动物蛋白。”参观完蝗虫饲养棚的战培林说。他认为单一农户走多元化农场的模式意味着较高的管理成本和营销成本，而在食品安全的法制和审查水平仍有待提高的现状下，改善中国农产品质量，唯有走企业化道路，靠管理和企业信誉解决农产品无可追溯性的问题。

农场正帮助农民蒋高钰尝试林下养鸡，利用被称为“生物位”的植株间隙放养肉鸡。“理论上讲，生态农场的规模越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就突出，管理的成本就越小，带动的就业人数就越多。”蒋高明说。他的近期目标是发动老百姓拿出100亩做有机农业；远期目标是将整村的1000亩地连同村落做成生态农庄。

除了花生，弘毅农场里还种植有近20种有机粮食和蔬菜，如小麦、玉米、大豆、绿豆、韭菜、芹菜、土豆、葱、蒜等等。这些过去农民家里用普通种植方法收获的作物，被贴上“有机”的标签，定义为标准最严格、质量最高的农产品，明确要求生产中绝对禁用农药、化肥、添加剂及人工合成物质。似乎在经历了化学添加剂带来的增产喜悦和过量使用带来的担忧，面对日益变质的土壤，中国农业的探路者们下了决心，与化学添加剂彻底绝缘。

虽然第一茬玉米因为“芽涝”而产量不佳，但蒋高明和他的学生仍怀有很大信心。他们认为，发展有机农业需要耐心和不断尝试。正是“急功近利”，使得农业长期忽视了“养地”的重要作用，换来的是被化肥、农药和农膜污染的土壤，板结、贫瘠、不可持续。

蒋高明认为，弘毅生态农场的“标杆”意义远高出其经济意义。然而农民不能靠信心维生。只有可靠的示范和收入的刺激，才能说服他们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

许多农业专家正在同蒋高明一道艰难尝试，期待以生态方式拯救土地和农业。中国农业科学院主持的国家863计划“新型多功能生物肥料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的课题已进行了七年。袁隆平，这位79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盼望到他90岁时，实现超级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而现在，对于13亿人而言，不但吃饱，而且吃的健康，还不那么容易。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分部执行编辑。

普查数据揭示污染减排必须提速

马军 — Thu, 25 Feb 2010 12:52:00 +0000

中国官方公布的首次全国污染调查的结果令人担忧。然而马军表示，这份普查结果对环境恢复的正面意义值得肯定。

2010年2月9日，环保部、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三部门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这是历时两年多完成的浩大普查的结果首次向社会披露。此次公布的内容主要是汇总形成的全国性宏观数据，其中若干关键性指标排放量的重大变化，关乎中国污染防治的全局，应予高度关注。

《普查公报》显示，一些污染物的排放量远远超过以往公布的统计数据。

以评定水污染程度的重要综合指标化学需氧量（COD）为例，2007年度《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的总排放量为1381.8万吨，而此次普查中，由于将以往未被列入的农业等排放源纳入调查范围，全国COD排放量陡然升高到3028.96万吨，超过以往统计数据一倍以上。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工业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排放量上。

这些真实的污染物排放数据令人不安，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的排放量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

自然生态系统能够通过自我调节吸纳一定的污染物，这就是所谓环境容量。依据环境规划部门的研究，全国地表水COD的环境容量为740万吨。按照原先公布的COD排放量，如果将2007年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减半，就能降低到环境容量之下。而此番《普查公报》显示2007年实际排放的COD是环境容量的四倍以上，以“十一五” 规划确定的五年实现COD减排10%的速度，要真正还清中国的江河，还需经过难以想象的漫长等待。

数据虽然沉重，但我们不应失去污染控制的信心。应当看到，此番公布污染源普查的数据，延续了中国政府自2004年以来扩大环境信息公开的良好趋势，值得肯定。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而摸清家底，才有可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污染防治方略。

首先，我们应当形成共识，面对多种污染物排放量成倍增加的现实，我们必须加大污染减排的力度，特别是加大水污染物和危险废弃物的减排力度。

接下来，各级政府应当善用这批来之不易的数据。

从中央政府层面，应当依据此次普查得到的较为翔实可靠的数据，重新审视中国污染防治的大政方针，对未来污染减排的总体目标做出重大调整，以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基本平衡；地方政府则应当对照新的排放量数据，重新认识各自辖区的污染现状，停止在虚幻的环境容量基础上盲目扩张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真正尽到守护一方水土的责任。

与此同时，此番投入大量公共资源得到的基础数据，特别是企业级的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数据，不应仅限于政府掌握，而应该逐步向公众公开。一方面，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源，不仅污染环境，而且直接威胁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公开这些数据，有助于公众了解周边的环境风险，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信息公开可以推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强制要求污染源定期公布排放数据，有助于推动企业主动节能减排。

如果能够由污染源普查数据公开开启中国的污染源排放公示制度，将对未来的污染控制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马军，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首页图片来自绿色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