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话新鲜出炉

来自石油“边缘地区”的愤怒

Thu, 02 Sep 2010 12:33:00 +0000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全球瞩目，然而在远离美国的石油”边缘地区“，能源公司在搜寻日益稀缺的资源过程中，又毁掉了多少土地和当地人的生计却不尽为人所知。理查德•沃奇曼和约•斯提布斯报道。

自从今年四月以来，BP在墨西哥湾的油井泄漏了大量的石油，成为世界的焦点。但环境活动家们指控石油巨头们在世界其它地方同样劣迹斑斑，对采油机身后的一片狼藉视而不见。

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从哥伦比亚到厄瓜多尔，石油巨头们公然无视当地居民和环境的利益。

中国、印度和巴西工业化的加速带来能源需求的高涨，批评家们称石油公司都在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去开发下一个来源。

还有两个因素也决定了石油热潮将持续下去。一个是发达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三十年中石油需求随时可能超过供应。这就意味着巨大的政府压力，必须制造便利让石油公司可以在荒凉地区找油，无论是在美国沿岸的深海，还是在加拿大的油砂。

第二，西方国家希望降低其对动荡的中东政权的依赖，最近美国消除阿拉斯加的钻探限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世界各国下定决心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所有这些都会改变，但国际行动是需要时间的。一时间，石油巨头们面临着全世界环境和人权活动家暴风雨般的批评，尽管他们远离BP公司“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千里之外。

尼日利亚是一个典型。尼日尔三角洲的居民几十年来一直忍受着大规模的石油泄漏。农民们抱怨说壳牌管线的漏油污染了他们的田地和鱼塘，毁掉了生计。他们希望壳牌能清理污染，并赔偿损失。壳牌则说管线的破裂主要是破坏行为造成的，这类的损害控诉应该找尼日利亚的法院才对。

Anglo-Dutch石油公司是在三角洲上作业的最大石油企业。2008年3月，有估计说由于该公司的石油污染，至少有2000个地点必须进行清理。独立的石油和环境专家们估算，过去半个世纪中三角洲地区的石油泄漏至少有900万到1300万桶，相当于每年都发生一次“埃克森·瓦尔德兹号”事故。

“大赦国际”的凯特·阿兰说：“石油勘探、开采和泄漏的结果，就是尼日尔三角洲的很多人只能靠污染的水来饮用和做饭，只能吃被污染的鱼（还要运气够好捉到鱼），以及在污染的土地上耕种。”

她又说：“在石油漏出后，空气里充满了污染物质。许多人陷入贫困，因为他们无法让壳牌为这些破坏负责，公司和当地人之间存在巨大的猜疑和芥蒂。”

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说：“壳牌在100来个国家有业务，但40%的漏油发生在尼日利亚，这实在匪夷所思。完全有证据表明管理的不力。”但壳牌公司否认了这些说法。

尼日利亚政府的表现是整个事情关键的一环。据估计，20世纪60年代以来，石油给尼日利亚带来了超过6000亿美元，80%的政府收入来自油气部门。因此，政府不愿和石油公司闹僵的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当地人最常看到的情景，就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该地区保护石油公司的资产。

一个类似的情况在哥伦比亚则正在解决。BP在距该国首都波哥大200公里的卡萨纳雷地区拥有油田，最近罢工工人封锁当地道路长达两个星期，弄得BP官员说感觉好像成了人质。围绕劳动、环境和人权问题的争议自从2月份以来愈演愈烈，如今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

哥伦比亚NGO组织CINEP对石油公司进行调查，它说这次罢工和以前与BP有关的争议比起来还只是小巫见大巫。该组织代表费尔南德·罗德里格兹说：“牵涉到BP的争议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高压手段，一个是政府力量的显示。”

罗德里格兹说，1995年与BP的承包商Servipetrol公司的争议中，军队向平民开枪。然后由私人武装迫害并刺杀了社区领袖们。

BP强烈否认与私人武装的联系。该公司的新闻发言人波利·马丁内斯说：“BP与任何非法武装组织都不存在任何联系。”但是，BP的确承认不得不与那些被证明与非法武装有联系的民选官员打交道。

在哈萨克斯坦，“地球之友”对卡沙甘油田开发造成的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忧心忡忡。该项目背后是一大堆石油巨头，包括埃克森莫比尔、壳牌和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等等。地球之友说已经有成千上万当地人由于硫排放和硫醇等其它剧毒化学物质而背井离乡，这些物质在里海油田北部含量很高。但所有石油公司都否认在该地有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厄瓜多尔，亚马逊防卫联盟断言雪佛龙在亚马逊雨林地区（比路易斯安那的沼泽还要敏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污染事件。这一说法是根据厄瓜多尔的一件集体诉讼提出的，在这场诉讼中，雪佛龙造成了超过270亿美元的损失，多达185亿加仑（700亿升）的“出水”（钻探活动中出现的污水）毒害了相当于罗德岛大小的区域。据原告代表说，这个事件的污染后果是墨西哥湾漏油的474倍多。

对加拿大油砂进行开发上，石油巨头们的动静更大。油砂是砂子（或粘土）、水和沥青的天然混合物，在加拿大和委内瑞拉都有很大储量。但要将油砂变成液体燃料，蒸汽喷射和提炼等加工工序都需要大量能源，整个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常规最终石油产品的二到四倍。

社会责任投资组织FairPensions的一位发言人说：“每天开采油砂所用的能源足够320万加拿大人一天的采暖，油砂是加拿大无法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罪魁祸首之一。”

他还表示油砂开发使广大地区人们的健康和人权受到损害。根据FairPensions的数据，每天大约有1100万升被污染的水流入周边的河流和地下水，里面含有砷、汞和各种致癌物质，已经有人将其与下游居民癌症发病率上升联系起来。

投资者已经在壳牌和BP的股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些股东担心十分高昂的运营成本是否能维持油砂的远期利润。

但是，让石油公司“打消寻找能源新储量的可能性就像让火鸡投票赞成圣诞节一样小”，地球之友说。它还指出6月凯恩能源公司已经赢得了今夏在格陵兰岛开始钻探的许可证。格陵兰岛被视为油气产业中的最后的“边缘地区”之一，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该地区的油气储量达到500亿桶。（凯恩近日宣布在格陵兰西海岸发现一处天然气田，油气系统的早期发现表明石油存在的可能性。）

但环境活动家们指出格陵兰岛存在“持续的浮冰威胁”，加拿大的国会成员也质疑凯恩公司没有任何在北极地区钻探的经验。对此，该公司表示它“做好了应对任何意外的准备”。

加拿大能源经济学家彼得·特扎基安说：“我们现在为了寻找石油恨不得把地球钻透。”但代价是什么呢？环境压力集团Platform说搜寻“边缘石油”的动力来自“一个永远把能源安全置于首位的政治环境”。为了说明这一点，该组织指出从2007年俄罗斯的科考潜艇在北极点下的海底插上国旗开始，就出现一个不断加速的北极权利争夺赛。

但最后的“边缘地带”或许就是南极。《南极条约》禁止缔约国公开宣布对南极的领土主张，但包括英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发表了非正式的主张，并发行了标明认为属于它们的地区的南极地图邮票。

尽管我们还没有钻穿地球找石油，席卷世界的“石油潮”让特扎基安的论断也相形见绌。“新的来源将越来越肮脏、危险、昂贵和轻率。”

来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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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能源需要绿色金融

面对近期墨西哥湾的危机，绿色能源游说集团心情复杂，一方面感到难过，一方面感到乐观：石油泄漏已受到控制，下一步它有望刺激新能源发展，并带来更清洁能源的全新经济模式。

环境活动家们的提醒已经不限于“我告诉你说……”的程度，他们早就警告海上石油钻探可能带来灾难。格雷希拉·齐齐尔尼斯基等能源专家表示教训在于要对风险和收益的大小进行权衡，无论发生灾难的概率有多小。

“海上石油钻探天生具有灾难性的风险，也就是说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小概率事件。与核能比起来，上面很小，底下却很大。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场海上钻探的灾难对我们的国家意味着什么。”齐齐尔尼斯基说。

但是，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非常清楚，只有依靠金融上的刺激，投资才可能从肮脏能源流向清洁。

“开创变革的首要原则就是要让变革有利可图，”她说：“金融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环境活动家们通常对金融不理解甚至抱有很大敌意。但是如果你想要实现一项重大转型，离开金融是不可能的。”

未来将是绿色金融的时代，这不仅仅因为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声称要创办一家绿色投资银行。带着对去石油化的政治关注，齐齐尔尼斯基和其他活动家正在努力推动“气候债券”，它将为能源产业提供金融动力。“我完全明白我们必须把精力专注在能源产业，它们一直是我们的敌人，我也明白如果不能把它变成我们的朋友，就别想看到任何改变。但金融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位出生于阿根廷的经济学家说。

齐齐尔尼斯基把气候债券描述为“类固醇上的碳市场”，认为它的流程就是：投资者把钱借给发达国家的电力公司，公司到发展中国家建设清洁能源工厂，最好是“负碳”的，即从大气中捕捉碳用于生产汽油等方面。

她很清楚投资者、发展中国家和能源公司都有需求，而他们发现在这些国家按照传统方式很难为项目融资。“于是就有了这个理念：你想要对某种事物进行投资，它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为我们国家带来更多出口，并改变世界经济走向，让其更加绿色，因为它可以减少碳排放。这是个很棒的理念，我打算到全球去推销它。”

作者：凯特·艾伦

来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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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图片为德士古公司1990年在厄瓜多尔亚马逊区域内废弃的一座原油毒化池。照片由“雨林行动组织”成员Caroline Bennett拍摄。

人造黄河“洪水”，改造自然？

孟斯 — Wed, 01 Sep 2010 13:08:00 +0000

黄河调水调沙工程被捧为技术与环保意义上的巨大胜利，然而人造“洪水”却也使当地居民陷于险境。孟斯报道。

7月5日清晨4点左右，河南焦作一处黄河滩涂上，31名熟睡的村民被突然上涨的河水围困。经全力解救，遇险者转危为安。事故再次令公众视线聚焦黄河调水调沙工程。

这是人为制造的“洪水”，目的是清除黄河淤泥。

黄河调水调沙指的是对河道区间来水和黄河中游干支流上的五座水库（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故县和陆浑水库）蓄水进行调度。水库开闸放水，落差形成的高速水流卷起淤塞的泥沙，送向下游。如此利于下游输沙、河道冲刷和水库减淤。

2010年6月19日上午9时，随着黄河防总办公室一声令下，位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排沙洞徐徐开启，黄河第十次调水调沙正式开始。黄河水裹挟着淤积了一年的坝底泥沙，以每秒2500立方米的流速奔向海洋。

黄河水泥沙多，举世无双。泥沙淤积导致河床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抬高，成为了治理黄河的最大挑战，也是造成黄河决口泛滥的根本原因。黄河边生存的中国人，在有统计的两千多年中，看到的是黄河平均三年两决口。

据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黄河网称，此前这一“人造洪峰”，已经在高度紧张的调度下，完成了三次试验，六次生产运行，将3.8亿吨泥沙送入渤海。

调水调沙治理黄河的实践，早至1957年三门峡水库的建立。

据一篇2007年发布于黄河网上题为《丰碑永驻砥中流》的文章描述，三门峡水利枢纽“成千上万名水利建设大军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创下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

但由于当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未考虑到黄河泥沙量之大，三门峡在建成后的几年内显现出功能的局限和对水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据《经济观察报》2002年报道，三门峡汛期关闸蓄水后不到一年时间，库区泥沙淤积使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渭河入库口形成的拦门沙使回水倒灌，威胁西安和关中平原。从来没有水患的渭河两岸，不得不修筑起防洪大堤。直到三门峡不得已被改造。当时，由于缺少民主决策机制，反对建库的学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非但没有影响工程上马，还被划为右派,遭到迫害。

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光谦告诉“中外对话”，2002年，小浪底水库的建成，以及一批关键技术的获得，使调水调沙进入实践。

据《南华早报》2010年4月报道，调水调沙工程除了减少黄河泥沙量，还提高了水质和水量。截止2009年底，水质从2002年的86%项检测达不到饮用水标准，到2009年，已经有超过70%的检测合格。另外，过去8年黄河没再断流，也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08年，中国新闻网报道，黄河河口三角洲地区，已有四千二百三十八公顷湿地恢复了原貌，再次出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消失的黄河铜鱼。

2010年3月，新加坡国际水周将“2010年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授予黄委会，以表彰其通过科技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策略，在河流治理开发和流域综合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

据《南华早报》报道，该工程需要13个省的水务部门通力配合，上百亿人民币投入建设基础设施，以及上千科研机构数十年的研究工作。

巨大投入之外，“人造洪水”的风险鲜为人知。据《经济日报》报道，黄河下游关系到黄淮海区1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滩区还有189.5万人口。因此，一旦数据控制稍有闪失，人造洪水“弄假成真”，将直接威胁到百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

2002年第一次调水调沙，据《中国新闻周刊》转述当地媒体报道，仅河南濮阳县境内河段，全县有5个乡镇在试验中遭洪水漫滩，17.8万亩农作物被淹没，12.51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65亿元。据濮阳方面人士称，这是1996年以来此地遭遇的最大的一次洪灾，受灾农田基本绝收。但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办的《黄河报》报道称，仅造成了河南滩区（河槽以外、大堤以内的区域）5万亩滩地受淹。

2002年之后，关于黄河调水调沙工程，公开媒体上鲜有争议。王光谦说：“这是因为调水调沙的效果非常好，得到了普遍认可，是一个极为符合科学原理的工程。”不同于质疑者对人造洪水的担心，他认为由于调水调沙使下游河床下降1米多，主槽过流能力提高了一倍，实际是大大增加了抗洪能力。

今年这次受困的都是河南焦作武陟县嘉应观乡吴小营村村民。《东方今报》报道， 31名村民两天前才来到这片滩地搭了窝棚，白天种地，晚上就地而眠。虽然突来的洪水并未造成生命损失，但人们看到自己种的庄稼被淹没，连种地用的种子、化肥、工具也留在河滩里，流下了眼泪。

尽管事实是人占了本属于黄河的滩涂，但很多农民已如此长期在黄河滩区内生活居住，垦荒种地，以养生计。

除了防洪隐患，此前清华大学水利系张仁教授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指出，在水量紧缺的黄河积水冲沙，对水资源是极大浪费。但王光谦认为，调水调沙仅仅是把小流量存在水库里，积攒起来制造洪峰，并无水的浪费。

黄河泥沙在不同河段情况不一。上游（自河源口至内蒙古河口镇）水体较清，中游（自河口镇至河南桃花峪）冲刷黄土高原，裹挟松软的泥沙入河道，形成浑浊的水体，而下游（桃花峪至入海口）则由于泥沙沉淀淤积，造成河床抬高、河堤加高。但现在，这一分布正在出现变化。

在黄河甘肃段玛曲治沙多年的甘肃源岗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秦伟志告诉“中外对话”，黄河源头的湿地保护已迫在眉睫。“现在黄河源头每年有20万亩湿地退化成沙漠。”他说，“现在黄河源头的水量已经比五十年前减少了一半，如此下去，黄河早晚要出问题。”但尽管水量减少，王光谦却称，黄河源头的产沙量近年已经由8亿吨减少到6亿吨，他归因于水土保持工作、降水的减少和排沙坝的建造。

但王光谦也指出，目前调沙工作仍受困于技术，效果不理想。小浪底库底淤积大量泥沙不易排出。对于涉及拦沙量80亿立方米的小浪底水坝，在未来的20年里，必须为拦下来的过多泥沙找到出路。对此他并不担心，他说：“到那时，由于积沙抬高，调沙会更容易，但调水的难度反而会增加。”

（实生习杨杰对此文亦有贡献）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执行编辑

首页图片由 Gavin 摄

绿色加州面临考验

简•麦克贾克 — Tue, 31 Aug 2010 11:04:00 +0000

随着阿诺德·施瓦辛格即将在11月份卸任，加州居民将举行投票以决定他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气候法案的去留。简·麦克贾克报道。

哥本哈根大会之后，支持碳交易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减弱。如今，甚至连加利福尼亚，这个曾经因为引领环保潮流而闻名的州也失去了热情。而在这个时候，中国却逆势而起。据报道，为了在2020年之前实现其碳排放强度目标，中国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2011-2015）启动国内碳交易项目。

在完成了法律所允许的最长任期之后，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将于11月份卸任。而随着他的离任，加利福尼亚的人民将对“23号提案”进行投票公决。该提案一旦获得通过，那么此次公民投票即便是不会抹杀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气候变暖解决法案，但是也会使其停滞不前。而对于这位即将离任的州长而言，这项法案是其作为一名商业友好的环保人士而蜚声政坛的主要政绩。

此次运动的背后是两家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公司。尽管一项类似的议案一月份已经被该州立法当局彻底否决，但是他们依然企图降低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变化立法所设立的标准，除非该州的失业率在整个财政年度内由目前的12.3%下降并稳定在5.5%为止。瓦莱罗能源公司及特索罗石油公司两家公司均在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炼油厂。如果该州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推迟的话，这两家公司将获益匪浅。因此，这两家公司是此次运动的最大的资助人。同时，据报道，他们还是该州最大的污染企业。

他们的宣传日益紧锣密鼓。这一引起世人高度关注度的问题的双方所投入的宣传费用预计高达1.5亿美元，这使其成为加州历史上最为昂贵的运动之一。环保人士将23号提案称为“污染能源提案”，而游说化石燃料的人和反对政府参与的茶党支持者们则推崇更加温和的“加州就业提案”。

这项提案与就业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其针对的目标是2006年通过的“全球气候暖化解决方案”法案（即32号议会法案，或AB32）。根据该法案，加州将于2012年开始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将在2020年前使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该法案通过对加州最大的污染企业施行限额与交易要求，为在全州各地推动清洁能源替代技术投资铺平了道路。到目前为止，新项目投资已达90亿美元。

根据目前的法律，可再生风能或太阳能将至少能够满足该州三分之一的能源需求。加州以自己的方式履行京都议定书就是为了让未来该州的居民摆脱一个生活在后工业荒原之地的厄运。而这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政府工作人员耗时数年进行分析以确定目前的排放水平，并且找到如何对减排速度和碳交易进行监控的方法。随着那些未能遵守这些规定的企业将面临着更加严厉的标准和制裁，受到影响的行业大呼不公，并且对这些代价高昂的新规定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些规定会导致大量的就业机会流出该州。

民意调查显示，32号气基准候法案获得了大多数加州选民的支持。然而如今，一些保守派人士却嘲笑地认为这项法案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高额“能源税”或“全球暖化税”。由于施瓦辛格，这位昔日的动作片英雄即将卸任，无法继续鼎力支持这项法案的实施。因此，全世界的环保人士都将此次投票视为一个热点问题。如果投票获得通过，那么，污染控制和清洁燃料标准将会有所放宽，而加州作为可再生能源创新领域的领头羊的地位也将会受到削弱。

为了给实施气候法案买单，加利福尼亚州就必须对天然气公共事业企业、管道所有者及运营商、汽油及柴油的制造商和进口商、炼油厂、水泥生产厂、进口电力分销商、以及燃煤设备征收额外的费用。这些新的费用使争论不断升温。

反对AB32的人辩称，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一旦实施，将使该州的生产力下降数十亿美元，并由此导致加州上百万的就业岗位面临着威胁。首次当选的州议员丹·罗格则担心，新增高达1460亿美元的成本将会被转嫁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者身上。

“对于选民能够有机会参与表决我所起草的议案，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罗格向中外对话表示，“我们能够为加州创造和带来的是就业机会，而不是缓解全球气候升温。真正的问题是加州人民不能独自承担这项使命。AB32对全球气候的整体变暖而言发挥不了多大影响……甚至施瓦辛格的顾问们也承认，加利福尼亚州的排放仅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1%。”

与石油巨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加利福尼亚州能源技术顾问汤姆·坦顿坚持认为“在没有任何追随者的情况下，加州目前无法承担引领这一运动的责任。”同时，类似的气候变化法案未能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对于为州内的清洁产业制订立法的政治意愿而言也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商界人士自信的认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立法将会促进清洁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并将至少创造五十万个左右的新的工作岗位。谷歌领导人埃里克·施密特在今夏早些时候曾对《洛杉矶时报》表示，“AB32是一个能够扶植创新的孵化器。”施密特预言，“随着业界对建筑、交通的节能需求，以及对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组合的需求作出响应，”就业将会出现增长。从长远角度而言，离岸风力发电、屋顶太阳能、废料生物燃料的成本将比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或核电站发电更为低廉。

公共事业企业在过去的四年间一直为履行新的标准做准备。因此，他们反对“23号提案”。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集团（PG&E）主席，彼得·达比信誓旦旦地表示公司将致力于“帮助加利福尼亚州向着低碳经济迈进，并在我们进行这项必要的转型过程中尽量减少对用户的影响。”他表示，“如果对气候变化不加遏制，农业、旅游业、以及其它行业的损失将使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每年损失达数百亿美元。”他还补充道，“为了避免这一沉重的局面，并同时促进加利福尼亚州新型清洁技术投资、创新、以及就业机会的创造，稳妥均衡的推进AB32的实施是我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机遇之一。”

加利福尼亚州就业提案委员会女发言人安妮塔·曼格尔斯却对他的动机表示怀疑。“如果推翻我们的提案， PG&E费率和利润的提高将以加州那些苦苦支撑的家庭和企业为代价。”她还补充说道，“23号提案”获得通过“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将不会削弱、废除加利福尼亚州的全球变暖立法，或者使该法案的标准有所降低。它只不过是暂时对该法案的时间表进行调整而已。”

施瓦辛格无疑想要同“23号提案”进行抗争。最近一段日子，这位共和党州长被吹捧为美国的下一位绿色英雄，是一个可以推动美国的环境政策，并同外国伙伴就气候变化的全球解决方案进行合作的一位明星。

在他的官方网站上，他写道：“这个由贪婪的德克萨斯石油公司资助的计划将严重地损害加州正在飞速增长的经济，使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发生倒退，这些石油公司为了自己的利润而扼杀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在我的管辖范围内，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施瓦辛格的对中国江苏省以及其它国家和省份提出的贸易提案已经为绿色科技和能源效率领域带来了国际合作机会。但是加州未来能源政策的不确定性至少在几个月内很有可能会阻碍新项目计划的制定。当前，提倡区域绿色经济、敦促各国政府朝着同一目标努力应该是重中之重。

美国江苏绿色合作伙伴项目的负责人伊丽莎白·特纳·福克斯说：“我们的使命是在推动贸易发展的同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同江苏省共享最佳实践。如果建立起研发领域的合作关系，那么我们将开发出新的技术。气候变化问题越早被解决，对我们的星球来说就是越有利的消息。”

无论谁在11月的州长竞选中获胜，都将为加州未来十余年的发展定下基调。朴素并且注重环保的民主党候选人（也是前州长）杰瑞·布朗公开支持AB32中的限额与交易措施，反对令其倒退的提案。并且，他也有他自己的绿色计划：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他对CNBC商业新闻频道表示：“你们将看到一个宏大的新能源就业计划，通过投资于20,0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和能效改善项目，将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这是一项非常有力的提案。我并非在信口雌黄。”

来自共和党的竞争对手梅格·惠特曼却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她要求暂缓实施AB23（AB32）一年，表面上是要帮助加州安全渡过当前的失业危机，并使该州的排放标准与在此期间可能通过的联邦气候立法保持一致。这位富有的前eBay首席执行官还没有明确表示支持“23号提案”。最近，在其华丽的竞选宣传册中她的语气已经有所缓和，从而使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不再那么尖锐，而这与她的硅谷同僚们的声音却有所出入，并且与那些独立的市郊居民的观点也相左。她的政治顾问们指出这些独立的市郊居民属于左右摇摆不定的选民，可以帮助她赢得竞选的胜利。

惠特曼最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加州可以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逃避现实，继续丢掉海外就业机会、或者把就业机会让给其他州；我们也可以选择说：‘你知道吗？我们加州不会再失去任何就业机会，我们将成为创业和业务发展的首选之地。’因此我将是加州商业发展的首席销售官。”

加州人仍将自己看做是全球环保潮流的引领者。而且，即便加州负债高达200亿美元，并且其经济规模已经从世界第八位跌落至第12位，加州那些不切实际的思想家们仍热切地渴望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并增加绿色领域的就业机会。

加州所推行的众多消费者保护措施，例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车内强制安装烟雾控制器等，最终都成为了主流措施，并被美国很多州所采纳。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气候立法是否也能够得到广泛普及，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简·麦克贾克：前《独立报》（伦敦）记者。一直从事亚洲、拉丁美洲及中东地区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灾难的报道。

首页图片为阿诺德·施瓦辛格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一个委员讨论会上，图片来自加州州长办公室官网。

中国前气候大使：人生而平等

中外对话 — Fri, 27 Aug 2010 14:26:00 +0000

刚刚卸任中国气候大使之职的于庆泰本月发表演讲，谈到中国在哥本哈根扮演的角色，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反抗来自发达国家的不公要求。请看中外对话为该演讲编写的概要。

8月6日，刚刚卸任中国气候大使之职的于庆泰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以“气候变化谈判：回望与前瞻”为题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中国不能承担超出其历史责任的义务，在谈判中必须把国家利益放于首位。

要不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是核心矛盾

2007年在巴厘岛召开的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定，统称为巴厘路线图，拉开了一个为期两年的谈判进程。谈判贯穿始终的核心矛盾是，要不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发达国家在谈判中的核心立场一直是竭力淡化、重新解读或否定这一原则。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发达国家长期排放、积累恶果，法律规定他们应承担率先减排的义务和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其减排的责任。发达国家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远远不如他们渲染的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先后进入经济衰退，节能减排成本提高，企业界、经济界抵触情绪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消极，同时千方百计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要求他们承担大大超出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的义务，实际是要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持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发展优势。发展中国家认为其自私、不合理，必然要抵制。

种种矛盾导致谈判两年没有实质性进展。

中国为挽救哥本哈根会议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会前，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如果发展中大国首先妥协，其他国家则不在话下，于是把注意力引向中国，试图以排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为突破口，向中国和印度施压，要求其承担更多义务。

哥本哈根会议的实质还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的较量。发展中国家最终有效顶住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维护了自己的发展权，推动会议取得了积极的阶段性成果。

我认为中国政府积极从容的应对了巨大压力。首先，中国政府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会前就主动宣布了中国未来十年的行动和目标。中国的行动不附加任何条件，因为我们认为不能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国的做法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二，中国政府在发展权上决不让步。欧盟说中国的减排目标是照常排放，等于什么都没做。他们不想一想，他们提30%的目标都要附加一堆条件，而我们减40%，他却说我们是照常排放。所以当时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中国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确立的，中国提出的目标不容谈判。彻底打消了发达国家不合理的要求。

第三，哥本哈根没有谈崩，中国做出了积极、重要、决定性的努力。温家宝总理在短短三天里，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向各方传达：哥本哈根会议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大家应该求同存异，弥合分歧，尽快凝聚共识，为未来合作打下基础。会议后期，温总理本来已经奔赴机场，又决定返回会场，再做一次努力。他紧急联系了巴西、印度、南非首脑。其中有些也是从机场返回。五国（包括美国）就在中国聚在一起，开始讨论核心难点。

谈判中的问题焦点有两处。一个是长远目标。由于二氧化碳在空气中的浓度和到2050年的减排幅度两个指标上争议太大，所以最终决定在协议中不提了，单提出了温控在2度的目标。

其次就是“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问题。发达国家要把核查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要审核其发展规划和碳路径。我的想法是，凭什么？我们未来的发展规划是依靠我们的力量要办的事情，你有什么资格审核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划？谁给你权利？最后达成妥协，改为“国际磋商与分析”。中国将向国际社会通报我们采取的行动，欢迎国际社会参与讨论和交流。

哥本哈根结束以后，欧洲人有一些强烈的反应，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我在发挥领导作用，哥本哈根是我大力推动的，但是到了关键问题上，我却被边际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所以不满。

坎昆会议：共识与矛盾交织，合作与斗争并存

我个人感觉，哥本哈根后各方都开始采取更加平和、务实、理性的态度。不会再走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大肆炒作、把期望值推到很高、似乎人类命运就取决于一次国际会议的老路。

期望值降低，实现预期的可能性就增高了。如果能有成果挺好，如果还谈不完，一年以后还有南非会议。各方策略会有调整，比如过去一味向发展中大国施加压力、要他们妥协投降的做法，可能会转变为对话和沟通。但根本上不变的是：

1．各方寻求合作。尽管分歧、利益冲突会长期存在，但气候变化问题本身的全球化特征要求必须全球合作。各方需要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为合作打下基础。这点各方都不会放弃。

2．矛盾主线仍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尤其是在实际合作中体现。发达国家会继续转嫁责任，发展中国家也会继续抵制。

3．发展中国家会作为一个整体，继续捍卫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权利，限制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以延续自己的贫困状态为代价应对气候变化。

总之，后哥本哈根时期，将是共识与矛盾交织，合作与斗争并存。长期、基本的态势。

发展权问题：人生而平等

我在三年气候变化工作中有一些个人体会：关心气候变化和中国作用，一定要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进程的背景下，不能忽视基本国情。中国能源结构必然以煤炭为基础，不用煤，一百几十美元一桶的石油，中国人哪买得起？我们有自身的发展制约因素，必须要考虑节能减排的成本和代价，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因为许多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

我们不能盲目谈保护气候是人类共同的利益，必须始终把国家利益放于首位。个人热心保护气候、愿意为之做出牺牲，值得尊重和提倡。我自己平时上班也是走路或乘公交。个人可以不开车，但作为中国不能没有汽车工业。个人可以节约用电，但印度六亿人用不上电，国家就必须发展，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如果这个过程增加了排放，那我个人认为，增加又如何？老百姓要有享受更美好生活的权利。

我曾对一个发达国家学者说，你们每个家庭两辆车，几十年了，排放已经积累在大气中。我们中国很多家庭刚刚买第一辆车，你就告诉我，还是自行车好。没有道理。我们要做的是让大家通过经济的发展有能力买汽车，同时通过政府的税收和补贴政策，鼓励大家购买小排量车、多坐公交。

对于温室气体排放，不能只看当前不看历史、不能只看总体不看人均。中国累计排放只占全球7%。排放的背面是能源消耗，而能源消耗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接受，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在能源消耗上比我享受更多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不是空洞的口号。美国人没有理由要求中国人，在能源消耗上只享受美国人20%的权利。我们不希望走你们污染的老路，但是中国人有权利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宣讲的有效性往往比我们做得好，但更重要的是观其行。总体来讲，实事求是的说，他们说与做差距很大。

减排方面，有一些欧洲国家做的好，但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排放不仅没减少，还大幅度增加，而且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没有任何愧疚感。

公约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事情。传统的发展援助，包装一下，贴上“气候”标签，就成为了气候变化援助。技术转让不仅没有有效实现，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还想着要借手上掌握的技术，发气候财。

有人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对外宣传得热闹一点？我想有文化差异的原因，但也是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特性，与其夸夸其谈，不如扎扎实实做事。

于庆泰2007年从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之职调为中国气候大使，参与了巴厘岛、波兹南和哥本哈根的三次缔约方大会，以及期间的多次气候变化谈判。不久前他被任命为中国驻捷克大使。

首页图片来自Adopt a Negotiator/Fontane Lau

孟买贫民窟的无名英雄

安娜•达•科斯塔 — Thu, 26 Aug 2010 13:55:00 +0000

达拉维，孟买最有名的平民窟。每天，数千名废品回收人员处理着这座大都市所产生的垃圾，为环境提供着难以估量的宝贵服务。然而，安娜•达•科斯塔指出，他们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健康及社会成本。

当我与Acorn基金会主任费诺德·谢蒂在他位于孟买的拥挤的办公室里会晤时，他说：“我们崇拜电影明星的程度让人感到很滑稽。有那么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值得我们去崇敬，但是相反，他们的存在却可有可无，被人们忽视。”这位经验丰富的维权人士指的是居住在城中最大的贫民区达拉维的数千位拾荒者所做的工作。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倾注在维护这些人的权益上。

尽管获得BAFTA大奖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一片充分展现了孟买贫民窟里那些居民的困境，但是，谢蒂却认为，该影片忽视了这一远近闻名的地区里最真实的英雄事迹，而这是当地以及印度其它地区数百万居民日常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

达拉维位于孟买中部的黄金地段，占地面积175公顷，人口达120多万。污水渠和泥泞的小路间，数千栋瓦楞铁皮房子接踵比肩地挤在一起。这里的供电时有时无，也缺乏安全的饮用水—事实上，任何水源都短缺。然而，尽管如此，在这种极为艰苦的环境下，达拉维却孕育了印度最大的收旧利废产业之一。据估计，这里大约有20%的居民从事不同的垃圾处理工作。而该地区的年营业额超过6.5亿美元（44亿元）。

萨那博拉复合管线巨大的钢管如动脉一样穿过贫民窟地区，将水源输送到孟买。顺着管线晃晃悠悠地拾阶而下，你很快就能看到，在狭窄的道路两旁，昏暗的棚屋里以及脏乱的仓库的屋檐下，一堆堆的城市垃圾高高耸立。旧电子元器件以及杂乱交错的电线有如肠子一般在一台台旧冰箱、一摞摞压平的硬纸板以及各类成堆的塑料制品中间蜿蜒着。

但是，观察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一片混乱当中却蕴含着秩序。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给这些城市垃圾分类、汇总、拆解、重组，形成一个永无止歇的非正式供应链。孟买都市区域发展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孟买居民每天产生11209吨垃圾，其中绝大部分都被运到达拉维进行分类处理。每位拾荒者平均每天要处理8.5吨垃圾。

印度的垃圾回收过程就像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主要靠非正式劳动力维系。那些“拾荒者们”将从居民家中、垃圾场以及路边垃圾桶捡来的废品进行手工分类，然后再销售出去。而那些“废品收购者们”则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从拾荒者手中收购可循环再利用的物品。这中间还有“零售商”、“存货商”、“回收商”等更多的环节。全国各地有数百万人靠从废品中回收可循环再利用的材料为生。据估计，仅城市中就有1%的人口从事这项营生。拾荒者行业联盟Kagad Kach Patra Kashtakari Panchayat（KKPKP）秘书长，拉克希米·纳拉扬表示：“收旧利废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垃圾填埋及焚烧行业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的25倍。不仅如此，它还能够产生更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穿过贫民窟的萨那博拉复合水管

通过收旧利废，以及对湿性废料进行堆肥处理，减少了垃圾的填埋量，因此能够帮助各市节省资金。在印度第八大城市普纳，据估计，非正式废品回收行业能够降低至少25%的垃圾处理费用，每年大约能够节约1.2亿卢比（约250万美元）。此外，还能保持街道及公共场所的清洁。并且，回收原料还能用于制造屋顶材料、纸张、塑料等再生制品。收旧利废及堆肥处理还减少了对生态系统的压力，显著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仅就德里市而言，非正式废品回收行业每年相当于使道路上减少大约17.5万辆的客车。

收旧利废不仅是一项环保工作，还是一项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我在达拉维遇见了一位名叫皮尔·穆罕默德的拾荒者。他坐在装满塑料废品的白色麻袋中间，一件一件地对这些成堆的垃圾进行分类。默罕默德向我介绍说，每一种塑料都有不同的价值，从少到每公斤5卢比（0.11美元）到高达每公斤60卢比（1.29美元）不等。他通过用每件物品敲击石头的办法就能够判断其柔韧性。他那双经验丰富的手能够区分多达50多种的塑料。我坐在一个倒扣过来的计算机显示器的外壳上，看着他非常高效地处理身后那一堆堆永远也处理不完的废品，午后倦人的热气中，苍蝇嗡嗡地绕着我们飞舞。

“这些分类工作者都是专家。”说这话的沙伊克·默宾是一位孟买的废品回收人员，他从穆罕默德这样的人手中收购塑料，然后再将它们变成颗粒用于制造从塑料薄膜到手提箱把手及灌溉管在内的各种产品。“学会区分这些废品需要至少两年的集中训练。世界上没有一家机构可以提供这些技能的培训。我不是说笑，如果没有这些人从事这项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一间实验室来对这些塑料进行测试，从而对它们加以区分。”

使环保工作成为一项体面的工作

“环保工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关注不仅仅来自环保人士，还来自工会、政府及企业。与此同时，“环保工作”还不断被作为一项“体面工作”来推广。印度的拾荒群体最需要将这两者统一起来。纳拉扬表示：“我们一定要记住，印度的高废品回收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极度的贫困导致的，人们不得不靠捡拾、分拆和卖废品来勉强度日……而未必是出于对环境的关注。”

在印度大多数的城市里，废品回收者们都得不到市政当局的正式认可。纳拉扬解释说，“他们大多数人姓名不详、没有社保、没有身份。”他们所作的工作不仅让他们容易患上各种疾病，还使他们暴露在有毒废品之中。他们通常不能安全地处理这些危险品，从而给他们自身和周围的人带来了危险。

皮尔·穆罕默德按形状和大小将塑料分类

据估计，拾荒者平均每天能够赚到1美元左右（6.8元）。他们不得不经常在夜间或者远离人们视线的地方工作。“他们非但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边缘化了。他们默默无闻，清理着我们的垃圾，居住在恶劣的环境中为我们提供服务。如果他们停止工作，整个城市将被垃圾所包围。”谢蒂说道。

据一份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拾荒者在没有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暴露于垃圾之中，他们的平均寿命会缩短40%以上。谢蒂希望看到政府能够支持对拾荒者就如何安全地处理有害垃圾及回收品进行的培训：“工人们需要基本的工具和手套等防护服。为了让这个行业能够安全和有尊严地进行垃圾分类工作，就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空间或区域。”

获奖影片《垃圾》的制片人巴拉沙尔·巴鲁哈认为，改善这些工作环境的根本在于尊重：“需要让拾荒者和废品回收者们知道，他们正在从事一项对社会而言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不仅要从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和补偿着手，更要从我们对待他们方式以及对我们的垃圾进行分类入手，就从对我们的垃圾进行干湿分类开始吧。”

Acorn基金会和KKPKP正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着。Acorn基金会通过达拉维项目为350多名拾荒者办理了身份证，这是他们获得承认和尊敬的关键一步。在某些情况下，该项目还向他们提供获得公共或私人福利计划和津贴的机会，以及废品管理和安全方面的培训。同时，由于KKPKP的努力，目前，在册的拾荒者还能够获得人寿及健康保险，并且还能以合理的利息获得教育及其它方面的贷款。

“目前有35家机构正与印度的拾荒者展开合作，”纳拉扬表示。他相信这些努力能够使公众和政界更深入地了解这一行业的需求及机会。最近城市发展和建设部下达了一个指令，承认拾荒者群体并要对其进行整合，恰好印证了这种趋势。然而，纳拉扬却警告说，这一指令是否能够确保得到落实最终取决于当地政府。

越来越多的像保护印度、Thunk、Green the Gap、Haathi Chaap、Darpana这样的独立组织也在不断努力利用废品生产高端产品销往国内外。其它一些诸如Daily Dump这样的组织则致力于推广家庭垃圾的堆肥处理以及垃圾分类。

重视这一行业的不仅只有当地小规模组织。废弃物管理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逐渐受到印度国内外的认可。Frost & Sullivan咨询公司近期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印度的废弃物管理服务市场产值约为100亿卢比（2.16亿美元）。到2013年，其产值预计将达到270亿卢比（5.82亿美元）。据投资信息论坛VC Circle的报告显示，仅2009年一年，就有12项水处理及收旧利废项目从风险投资及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那里吸引了2.16亿美元的投资。商业咨信服务公司美国清洁技术产业投资集团也同样将这一行业作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领域大加推崇。

位于新德里的社会投资机构洛克资本的副总裁卡提克·德赛认为，风险投资公司都看到了这一趋势。“废弃物管理的投资势头如此强劲的理由非常充分：历史性的投资不足，基础服务极差，尤其是对那些贫民而言，因此这是一个十分巨大，且服务不善的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者和中介机构开发出了各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印度，这样的机构有绿科控股、WasteVentures、以及Ecoreco等。

对于这样的机遇，各主流投资基金也同样高度重视。FE清洁能源私募股权基金东南亚地区总经理阿南德·普拉喀什对VC Circle表示，“我看到像美国的废弃物管理公司那样的企业开始在印度发展起来。那些拥有数十亿资产的企业可以采取与物流公司同样的方式，通过私人合约承包废弃物管理业务……因此，我们正在寻找那些有远见，且自身已有正确定位的企业。”

这一趋势并不仅限于印度。随着废品数量的增长，掩埋成本的增高，对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日益明朗，以及人们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担忧日甚等原因，全世界的废品行业正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成立于美国的Terracycle目前在英国、巴西、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均设有办事机构。该组织创立了一套与印度相似的废品管理模式。他们花钱雇佣“拾荒队”来收集销售特定的废弃产品。而这些废弃产品又被转变成新的消费品。

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同，印度已经拥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垃圾分类及再利用劳动者。当我们坐在谢蒂位于孟买的办公室里时，他向我表示，“印度的收旧利废行业具有规模化所需的专业技术和能力。但是，这一行业仍然需要合理的评价、需要加以规范、需要更多的支持。”变化已经初见端倪，“但是，仍然需要加以推广。”

我低头望着谢蒂的办公桌。桌上仔细的摆着一些小小的身份卡。拥有这些身份卡的废品回收人员都是“达拉维项目”的成员。一个不超过9岁的孩子从照片里回望着我，旁边用黑体字写着他的名字：“萨米尔”。对于萨米尔来说，这张卡片是他从暗到明，从无身份到有归属的分界线。而对于印度而言，这是其在应对巨大的废弃物挑战，并创造有尊严的环保就业机会这条漫漫征途上所迈出的一步。

安娜·达·科斯塔，驻新德里记者

首页图片由 Tobias Leeger 摄

中国污染企业为何不道歉？

唐昊 — Wed, 25 Aug 2010 14:06:00 +0000

中国紫金矿业造成了环境灾难，为什么却不用像BP石油一样负起责任，做出合理赔偿？唐昊在本文中探讨了中国污染企业与政府间的紧密关系，及他们从中得到的保护。

世上并不只有一个BP。7月3日,中国紫金矿业污水排入汀江，数百万公斤鱼中毒死亡；7月16日，中国大连保税油库发生爆炸，1500吨原油进入海洋；7月28日，吉林省永吉县两家化工企业7138只原料桶被洪水冲入松花江。

但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承担责任的姿态大不相同。截至目前，英国石油公司除支付清理油污和解决漏油事故的几十亿美元之外，还要为美国政府数亿美元清污费用埋单，并且不得不设立200亿美元的专项赔付基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紫金矿业在污水泄露9天之后才发布公告，并且其副总裁一再声称“此次渗漏主要与自然灾害有关，不可预料”。中石油对大连石油流入渤海一事无任何道歉或赔偿。其实包括中石油在内的国有企业在拒绝道歉赔偿方面是有先例的：2005年吉林松花江污染事故中，中石油方面仅仅付给当地政府500万元，并向环保总局缴纳了100万元罚款，对松花江沿岸居民没有任何赔偿。

为什么以纳税人的钱创办起来的国有企业，在制造了环境灾害后却往往百般遮掩和傲慢回应？甚至比财大气粗的外企更加淡定？其实只要四个字就可以解释：“有恃无恐。”在中石油、紫金矿业等所经营的领域，都没有以纯粹的市场经济规则来运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在执行市场经济改革方面思路渐变，从“市场化、私有化”政策转而在煤炭、电力、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领域实施“汰弱留强”的铁腕政策，为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垄断性经营大开方便之门。中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畸形的，而国企就是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垄断经营、特许经营、打压民企、制定行业自利的规则等等，不一而足。拒绝支付环境成本，不过是其经济特权的一种体现而已。

不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频发的环境灾害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造成的：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而将环境考虑放在第二位，在中国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无视环境的危险工业布局。这突出地表现在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环境危险的沿河两岸化工布局。在中国总投资近10152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局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距离河道仅300米的化工厂。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说：“全国一半以上的化工企业集中在长江流域。每天进入长江的生活和工业污水相当于一条黄河。”由于中国特殊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所导致的化工布局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今年频密爆发的环境污染事故只是今后类似的大规模环境事故的警告性开端。

西方政府在环保政策上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政府的透明度、清廉以及公民权利的运用：依法定出的清晰的企业和个人环境责任；环境信息的开放流动；媒体自由的讨论空间；公众的关切和参与。这都是环境保护的必要前提。在欧洲，政府和公民组织在环境问题上非常积极；在美国，奥巴马政府这次也主动扮演了向污染企业BP施压的角色，这才阻止了生态灾难向更大范围的蔓延。

但在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安全阀本身就有问题，其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历来为人诟病。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垄断经营及同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国企，即使在环境污染方面记录不佳，也很少受到惩罚。据有关部门调查，在3486家排放废水的国控企业中，超标排放的有36%；在3557家有废气排放的国企中，全年部分和全部测次超标的占41%。但对这些企业进行环境执法却面临重重困境。所以，国企环境污染问题，说到底不是环境问题，而是一个政府意愿和政企关系的问题。

其实，在这次紫金矿业“毒水事件”发生之前，在环保部5月通报批评的11家存在严重环境问题的上市企业中，紫金矿业位列榜首，此前这家企业也多次被通报，但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从来就没人能拿它怎么样。2010年紫金矿业集团竟然荣获“2009年度中国最诚信企业”称号。即便在其酿成重大环境灾难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紫金工作人员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政府不会允许我们成为BP。”在中国，由于国有企业、政府有股份的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甚至比私营企业更加紧密，相应地，环保部门对其监管也更显吃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中石油、紫金矿业等企业肇事后不是在第一时间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积极采取措施善后减少污染造成的损失，而是企图掩盖事件真相并拒绝赔偿。

涉足环境保护的力量应该是多元的：立法机构、司法机关、媒体、舆论、NGO等民间社会、国际组织都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在中国的现状是：如同国有企业垄断了某一经济领域一样，政府也垄断了相关权力。在立法机构软弱无力、民间监督受到打压、而大型国有企业事实上已经和政府形成了利益集团同盟的情况下，中国的环保力量无从发挥作用。

说到这里，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不得不提：面对高发的环境灾害，通常的解决思路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积极干预企业行为。但在官商一体化、政府权力过于集中而其他环保力量无权的格局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其实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提升政府权力、使其更大规模地干预市场，则权力寻租的空间就会扩大，腐败更多，环境问题更难解决；如果缩减政府权力，则不受制约的企业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这样看来，如果现有的权力垄断格局不变，那么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中国的环境问题基本是一个无解的死结。

根据环境污染的周期性规律，可以预计的是：在制造业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之后，中国即将进入环境灾害事件的集中爆发期。在这一时期，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大型垄断企业将在环境污染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这些企业是由纳税人的钱建造的，但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其对纳税人生存环境的威胁甚至比私企、外企来得更直接、更霸道。要扭转此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最根本的还不是调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打造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本身。

唐昊，副教授，富布莱特学者，现任教于美国伦道夫梅肯学院，专栏作家。

首页图片由Sygne摄

“如何让核不再神秘”

孟登科, 曹海东 — Tue, 24 Aug 2010 12:56:00 +0000

在接受记者曹海东和孟登科的采访时，国家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副司长周士荣谈到如何加强核建设监管的标准，减少公众的核恐惧。

如何认识目前核安全现状，为何会出现核恐慌，如何“不再让核神秘化”，6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国家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副司长周士荣。

问：最近发生的“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再次引发公众的核恐慌情绪，根据环保部的监测，目前我国核电站的运行现状究竟如何？

周士荣：我国目前投入商业运行的6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秦山一期、二期、三期和江苏田湾核电站）共有11座反应堆。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事件分级标准，这些核电站和反应堆从开始建造到目前运行的过程当中，还没有产生过2级和2级以上的核事件或事故。

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为7级，低于一级是0级，即在安全上无意义，你所说的最近发生的“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按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连0级都达不到，所以，社会公众根本不用担心。1至3级为核事件，3级以上为核事故。2级是没有产生任何放射性后果影响的事件。我国目前1级核事件都很少。

问：我国已是世界上核电站项目在建最多的国家，在这种现状下，核安全面临哪些挑战？

周士荣：在我国核能和核技术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同时，核与辐射的安全隐患的风险也在积累。主要表现在：运行多年的各类核设施安全设计标准低、设备老化；核电快速发展所必需的人力不足；放射性废物管理政策不明，投入不够；放射源量大面广；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基础建设薄弱、能力不强。同时，我国核电建设也面临着众多挑战：人力资源总体短缺，核电研发和设计能力尚不完备，制造和安装能力不足，安全监管力量薄弱和公众参与不够。

问：从环保部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周士荣：主要是人力资源不足。现在国际上核电比较发达的国家通常一台机组有监管人员35人左右，美国104台机组有监管人员近4000人，法国和日本各有50多台机组，监管人员分别有2000多人。我国目前运行的有11台机组，在建设的有26台机组，监管人员才300多人，所以，压力极大。不过，今年2月份国家已批复扩大核安全监管系统的编制，批准到2012年，要把监管队伍从300人增加到1000人。

问：如何看待目前社会上的反核电站情绪？这种恐慌情绪来自哪里？

周士荣：老百姓反对核电站不是真的反对，而是不了解核电站。主要是企业、政府对核电的宣传不够，而且个别企业的宣传光是说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没说，所以导致老百姓不信任。此外，核安全的担忧还来自公众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得到的信息和实际的感受不一样。更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原子弹爆炸和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给人们造成的心理阴影长期没有抹去。

问：据你们调查，目前公众对核的了解处于什么水平？

周士荣：我国公众对核能的了解差异很大，地区差异、职业差异、专业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年龄差异、性别差异等都很大，有相当一部分人群还处在萌芽的状态。我国的核电站装机容量只是占到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1.32％，发电量不到2％，一部分公众现在听到核就害怕，主要还是对核不了解。而法国，其公众赞成程度比我们高，他们核能利用接近其电力构成的80％，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担忧。

问：在公众参与方面，现在有哪些要求？

周士荣：核安全的目标是在核电厂中建立并保持对放射性危害的有效防御，以保护人员、社会和环境免受危害。营运单位要建项目，从审批要求来讲，要求营运单位在其环境影响报告中要进行公众调查，必须客观讲述核电站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要将有关情况向公众公布，尤其是要向利益相关者公布，且要把数据提交给监管部门审查。无知就害怕，你得让公众从无知变成有知，这样才能消除公众心理的恐惧和担心。这需要企业、地方政府、国家发展部门和监管部门一起来解决。

问：即便核电站做了很多沟通，大家还是对核电站充满敌意。为什么会这样？

周士荣：公众的知识认知程度不同，个人或集体利益与所建核电站的关联程度不同，对核电站的关注程度就会不同。现在核安全的科普知识做得还不够，绝大部分老百姓对核和核安全还是了解不多的，因而出现一小部分群众对核电站产生恐怖心理是不奇怪的。最重要的沟通者还是企业，因为它是最大的受益者，就应该负有最大的责任。国家核安全局正力图加大这方面的宣传，我们建议将来将核知识写到教科书中去，让小学生、中学生都了解核并不可怕。另外，我们希望新闻媒体能加强核和核安全知识的宣传。

问：什么样的核事件，到了哪种程度才可以告诉公众？有无标准？

周士荣：对于核事件是否应向公众公布，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在我局的网站上有一些核事件已经公布了，但不是全部，原因在于有的核事件还没有处理完，有些核事件比较专业，说给公众可能还不明白，甚至还可能引起误解。因此，怎样把核事件的真相告诉老百姓，又不让老百姓担忧，这是一个挑战。

目前还没有列出完全公布核事件的时间表。不过，大亚湾核电站和河南杞县放射源事件告诉我们，有些核事件还是及时公布比较好，让公众及时了解情况，消除疑虑和恐慌。不过，如何不让核神秘化，如何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老百姓了解核安全，接受核电站，这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曹海东、孟登科，南方周末记者。原文发表于2010年7月1日南方周末。

首页图片来自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核电恐慌

孟登科 — Mon, 23 Aug 2010 11:42:00 +0000

在中国核电建设浪潮的背景下，“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所引发的恐慌情绪，不再是孤例。如何消除核恐慌，需要更多的核科普，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需要政府、企业和监管部门将核电站的信息公开透明。孟登科报道。

一根燃料棒引发的恐慌

6月14日，香港媒体报道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历年来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辐射泄漏已严重威胁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由于大亚湾核电站毗邻香港，离香港直线距离45公里，报道迅速点燃香港和内地民众的恐慌情绪。

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1987年开工建设，1994年建成投入商业运行。每年所发电量主要供给香港和广东省。

6月16日，国家核安全局与拥有大亚湾核电站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下文称“中广核”)向媒体通报了这起事件：二号机组反应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但影响仅限于封闭的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中，放射性物质未进入到环境，因此未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

“此次的大亚湾核泄漏是公众的误读，根本不是核泄漏。”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科技发展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蔡剑平反复向记者解释。

最终，此次核泄漏传言最终只是引发当地居民情绪不稳定。

在中国各省纷纷争抢上马核电站之时，各地反核电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官方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核电安全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然而，此次核泄漏传言，除了在港深两地引起不小的恐慌情绪外，还点燃了内地一些在建或拟建核电站的地方民众的恐慌情绪。

在信阳一个反建核电站的QQ群里，此次“大亚湾核泄漏”事件正是两个星期来的讨论焦点。拟建的信阳核电项目的业主单位同样也是中广核，当地民众一直以来的担忧再次被大亚湾事件激发，最具代表性的反建理由是：信阳的特产毛尖茶叶会因为长在核电站附近而不被市场接受，而当地水源地也将受到高辐射的污染。

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能科学与工程管理研究所教授王侃看来，上述的担忧绝无发生的可能。“核电站肯定不会对当地的茶叶、水源造成什么影响，惟一可能的影响就是对内陆不够大的水源造成一定程度的热量无法排除，使水温上升一到两度。水温是不是会影响到当地的茶叶可以再做研究，但放射性的危害是绝不会有的。”

从技术上，反应堆有五重保护：燃料的保护、包壳的保护、反应堆的保护、安全壳的保护和最外层的保护。这五重保护形成了多重的纵深防御，一层比一层更严密。厦门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李宁说：“公众太缺乏这方面的了解，一般人不会对火电、水电产生恐慌情绪，因为他们相对熟悉。”

李宁通过一系列比较说明核电站并不可怕：

发一度电所用的煤对环境造成的辐射量远远高于核电；同是发一度电，火电产业链对公众造成的辐射是核电产业链的五十倍；火电厂的工作人员受到的辐射是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十倍。

事实上，核电的安全性除了有技术方面的保证，还有一系列严格的监管。在李宁看来，中国对核电站的监管要求和控制程度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之所以关注度最高，这好比“与步行、自行车、汽车相比，飞机的安全性是最高的，但空难的关注度却是最高的”。

消除核恐慌刻不容缓

在清华大学王侃教授看来，公众之所以谈核色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核在人类的应用中，第一次出现是以军事应用的面貌出现的，所以一般人一提到核就首先想到原子弹。

事实上，中国对核能的认识还处于萌芽状态。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过去中国核电企业和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宣传科普知识，然而，真正导致公众不信任核电来源于中国核电站建设中的公众参与不够。

以核电大国法国为例，其核电站都是靠近生活密集区，核电占法国的能源比重超过70％，法国核安全局副局长阿兰·史密特总结的经验就是“透明、再透明”。

十几年来法国核安全局一直对公众出版发行《核安全监督》月刊，精确记载着全国所发生的每一起核故障，哪怕是包括工作人员没有穿规定的制服等极其微小的失误也会记录在案，而且公众可在网上查到相关内容。“我们注意到，在事故信息完全公开后，企业和居民的互信反而加强了。事实证明，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有助于普及核领域知识、消除公众的核恐惧心理。”阿兰·史密特说。

芬兰奥尔基洛托核电站相关人员说，在建造该核电站时，他们就举办了很多公众和企业的交流会，参与者可以随意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同时也能接受到项目的最新信息，了解核电站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

根据核电产业的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中国建成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这一数字在2009年已经被估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与法国目前的核电容量大体相当，而现在，这一数字将有望突破7000万千瓦。

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此前就曾提醒说，“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将引发一系列矛盾，进而威胁到核电的建造质量和安全。”

而在各地快马加鞭的核电冲动背景下，公众对于核电的恐慌情绪势必将有所增加。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司相关人员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核电快速发展中，公众参与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显然，公开和透明是打消公众恐慌情绪的惟一出路，然而，正如信息公开在其他领域所遭遇到的困难一样，核电方面的公开、透明之路也绝不轻松。

一位信阳民众告诉记者，信阳核电项目的立项报告在当地发改委的网站上挂了两天后，就消失了，而政府对于核电项目的宣传，除了一块“核电带动经济发展”的广告牌外，再无其他。

孟登科，南方周末记者。原文刊登于2010年7月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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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发电开闸争议迭出

冯洁, 陈周 — Fri, 20 Aug 2010 12:27:00 +0000

以内蒙古一座光热电站为始，中国迈出了光热发电梦想的第一步。然而，光热火爆的同时却伴随着唇枪舌剑。“光热派”相信光热发电甚至事关“中国崛起”。质疑派则坚称“10年内光热还不具备和光伏竞争的能力”。冯洁、陈周报道。

在北非撒哈拉沙漠中建一座超级太阳能光热电站，为欧洲提供15％的清洁电力，听上去似乎又是科学狂人的幻想。在历经数度犹豫、波折之后，中国正在想将这种幻想变为现实——以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座光热电站为匙，中国正式开启光热发电之门。

太阳能发电两姊妹——光伏发电、光热发电，似乎要同台竞技了。通俗来讲，光伏发电是指利用太阳能电池技术，将光能转变为电能。而光热发电是指将太阳能聚集，通过换热装置提供蒸汽，进而驱动汽轮机发电的技术。

内蒙古光热发电招标消息一出，姚志豪的手机就比平时繁忙了不少。身为中科院太阳能热利用及光伏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几天前他刚刚向国际能源署（IEA）下设的国际太阳能热发电热化学组织提交申请，以国家名义加入这个已有16个西方成员国的“光热俱乐部”。

今年5月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两份盛赞太阳能发电的报告中，IEA对光热发电的预期更为乐观。其称光热技术“不会增电网负荷，很好地解决了储能问题”。

一夜之间，设备制造商、发电企业和投资公司纷纷将目光锁定这项被遗忘已久的“光热发电”技术。目前世界上建造运行的多数是光伏发电站，国外的光热电站也已有数十万千瓦建设运行，而中国的光热发电还处在兆瓦级示范阶段，并一度躺在实验室里。

成立于2009年的科技部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光热联盟”）已开始发动一轮光热攻坚战。该联盟成员目前包括中科院电工所、华电集团、皇明太阳能、金晶集团、西安航空动力集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等41家企业、大学和研究所。

几年前，中国五大发电集团就纷纷涉足光热发电领域。华电布局新疆、河北、甘肃和青海，并在廊坊拥有一个槽式热发电试验基地。国电在新疆吐鲁番的180千瓦小型试点项目，计划2011年完成初步试验投产发电。而保定天威集团也计划在四川建立一个百兆瓦级太阳能热发电项目。

在中科院电工所太阳能光热实验室科普负责人王疆伟的印象中，从2009年起，五大发电集团频繁进出电工所，希望以持股形式参与电站建设。被压抑许久的光热投资热情正迅速释放。

科技部光热联盟秘书长邵继新告诉南方周末，根据光热联盟的不完全统计，国内处于筹划、可行性研究、融资、开工等不同阶段的光热电站项目，总计约4000兆瓦。其中1950兆瓦是2009年一年中提出的，其余则是2010年提出的。

目前，全球投入使用的太阳能热发电电站装机容量约有1000兆瓦。截至2009年4月，全球在建项目约1200兆瓦。这些数字每周都在更新。

技术障碍

邵继新告诉南方周末，经过科技部“十一五”863重点项目“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及系统示范”的努力，中国在太阳能聚光方法及设备、高温传热储热、电站设计、集成以及控制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而建设太阳能光热电站所需的主要设备和零部件，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现在“就差一步”，即大规模的商业示范电站应用经验。

但中国光热发电仍要突破技术瓶颈。研究光热发电蓄能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马重芳说，目前最为成熟的槽式热发电技术，其真空玻璃的集热管损坏率高，其使用的导热油一吨动辄三四万元，价格昂贵，属于成熟但不理想的状态。而塔式的发电效率还比较低，蝶式仍处在试验阶段。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看到了更多技术缺陷。理论上，太阳能热发电有储能装置，可以调峰，但技术效果的代价是，太阳能热发电必须有辅助热源，比如天然气或燃油。

太阳能光热电站还要布局在光热、水和土地资源较好的沙漠戈壁地带，而内蒙古地区是沙尘暴高发区，风沙大，如何保障定日镜传动轴不受损坏，聚光始终准确，同时如何保护反射镜面少受损，避免反射效率下降，不论从技术和材料上都是技术难题。“从美国加州到北非、西班牙，世界上没有一座沙漠电站是建在真正的沙漠中。这是我国建设太阳能热发电必须面对的现实。”李俊峰说。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太阳能光热电站用于蓄能的热源，15％以上来自石油和天然气。而符合光热电站条件的地区，往往远离城市、用电中心和电网，很难具备油气设施。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加州的一座光热电站还曾因天然气断供，导致用于蓄能的融熔盐冷却固化，电站被迫关闭。“最关键的问题是，我国还没有一批太阳能热发电的专家队伍和完整的产业链，也没有一座系统集成好了的电站。”李俊峰说，“这就像你有了一块布，会裁剪技术，也能缝扣子，但不能说你就是个好裁缝，而且比范思哲做得还好。”

成本隐忧

自太阳能光热发电技术诞生之日起，成本难题始终如影随形。时至今日，光热发电的成本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光热发电遵循着规模越大成本越低的规律。目前，业界普遍认可的规模是1000兆瓦，规模达到1000兆瓦的光热电站发电成本能降低到颇具优势的0.7－0.8元每千瓦时。

然而，李俊峰说，全球光热发电规模最大的西班牙，其光热电价仍维持在3.3元／千瓦时的价格上，即使考虑国产化程度可以降低成本的因素，中国光热发电的电价仍会保持在2元钱左右。但“光热联盟”反驳说，最新的数据显示，西班牙光热电价已下降到2元／千瓦时左右。

但这相对于中国第一个特许权招标的光伏电站、甘肃敦煌10兆瓦项目爆出的1.09元／千瓦时的超低价，仍缺乏竞争优势。

中投顾问能源首席研究员姜谦告诉南方周末，美国目前光热发电的发电成本是13－16美分每千瓦时，基本与风力发电成本相近，未来还有巨大的下调空间。虽然光伏发电的成本近年来也有大幅下降，但目前仍维持在25美分每千瓦时左右。美国能源部的目标是，太阳能热发电成本由目前的平均14美分每千瓦时，下降到2015年的8－10美分每千瓦时。

按这一趋势，光热有可能击败光伏。

国家能源局一位人士颇为谨慎，他告诉南方周末，经过几年发展，光伏业已经产业化，成本下降也较快，光热业需要“先发展几年看看”。

本文发表于7月1日《南方周末》。冯洁是南方周末记者，陈周是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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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克什米尔的树

杰森•伯克 — Thu, 19 Aug 2010 13:23:00 +0000

在印度最北边省邦中人口密集的城镇上，腐败纵容了木材被非法偷运。杰森•伯克写道，木材交易如火如荼也少不了政府暗中资助。

在瑙罗兹芭芭村庄之上，在神殿之上，再在草甸之上，是森林。森林一直铺展到山顶的雪线边，铺展到天边。

古拉姆·拉索尔·达尔，他说自己约摸六七十岁的年纪，具体已经记不清楚，但他始终记得成片成片茂密的散发着清香的松树林以前曾覆盖到谷底。

“对于未来我们一点儿也不乐观。”达尔——比尔本贾尔岭上小村庄中的神职人员，他说道：“我们真为这些树林担心。”

达尔也承认，这里的牧人们也要担负部分的责任。数十年来，他们砍伐树木用来建房，当然如他所说“砍到够用就行了”。

但哈格地区，或者扩展到克什米尔地区，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近来出现的。近二十年来对该区域造成严重影响的暴乱和冲突正在慢慢平息，而中央政府为了赢得人心与民意而为当地注入了大笔的资金，在一定的程度上催生了当地的经济繁荣，这就意味着无数的树木落入贪婪的巨口——新居、宾馆以及其他的建设。

尽管有官方挂牌的政府准许砍伐林，但“盗卖木材”的巨大的黑市仍在暗中迅速成形与膨胀。“问题重大、而且在蔓延，”位于斯利那加城的克什米尔大学的专家，夏奇尔·鲁姆休说道：“这中间的参与者包罗万象。”

盗卖行业中的成员还包括贪腐的部门官员、领导家的亲属以及富有的商人。他们是真正从中牟利的人：据估算每年入帐千万美元。

然而在底层，有许多人像纳西尔·阿莫德·谢克这样，以砍伐为生，将瑙罗兹芭芭的树木砍倒，再买给中间商。谢克，22岁，他的家乡在陡峭的山坡下，是一个失业率极高的村庄。他和伙伴们每砍一棵树能赚到两千卢比（43美元）——在当地的确收入可观——但收入中至少有一半必须拿出来孝敬当地的林业官员和警察。

越来越稀少的保护树种喜马拉雅雪松的价格能高出五倍，但是贿赂的钱数也随之水涨船高。这些伐木工人们说，砍倒一棵树大概花一个小时左右，所以干几天的活儿就能挣大笔的钱。

“没有别的工作，我们还能怎么办？”22岁的谢克发问道。“我们总要养家糊口。”

当地本就疲软的管理部门在数年来的冲突与腐败之下愈发虚弱。像印度的其他地区一样，严格的护林法律很难得到实行。许多人都谴责林业部门本身就与砍伐盗卖者狼狈为奸，当然相关官员拒不承认。

“政治上的相互包庇是个突出的问题。”刚刚卸任的查谟-克什米尔旅游部的高级官员那伊姆·阿克塔尔说，“这个地区尤其秀美，有巨大的旅游资源。当你到了那儿，却会看到从地平线到离你最近的村庄，树木正在遭遇一场屠杀。”

为了拯救森林，人们正在付诸努力。一项新创的项目正由卡林·菲舍尔主持，他是这儿邦旅游部的德国-美国顾问。菲舍尔在遥远的印度东北曾成功推行过类似的项目，现在正致力于将哈格的伐木工人转变成随行向导，因为随着冲突的缓和，在二十多年来日渐衰败的克什米尔第一次将她美丽的土地向众人开放。

“你得为伐木工人另谋出路。”菲舍尔说：“就算他们被抓起来也会被暗中购买木材的警察给放出来，或者出狱后他们还是会重操旧业。”

今年六月，菲舍尔在哈格附近的小道上开始了第一次长途跋涉，巴基斯坦武装分子曾经从这些道路渗透入境。她的目标是探查出合适的旅行路线，并训练50名当地人（大多数都正在参与木材砍伐与盗卖）成为导游。

在菲舍尔之前，这个村庄的人们并没怎么见过西方人。18岁的塔希尔·穆希尔说：“盗卖是非法的，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做，也没人认为这是个正经工作。当导游当然好，就算少挣钱也好。”

尽管此次行程进展顺利，但问题仍十分突出。之前对于开始一项类似项目的提议，遭到当地反对党派以及与盗卖相干的有权有势者的反对。尽管克什米尔地区比之几年前已经安定了很多，今年仍有150名安全人员、“恐怖分子”与平民被杀。

这样的景象每天都在发生——年轻人投掷石块游行示威，抗议新德里拒绝让克什米尔自决其政治走向。菲舍尔和她的团队也承认，暴力场景将吓退观光游客。

“克什米尔已经从危险区域降级为多阻区域。这里不是战争之地。戒严时您可能会有点儿不便但一切都可以克服。”说话者是迈克尔·马特克，他是国际滑雪教练、高级技工也是这次六月之行的领队。

菲舍尔德目标非常温和。她希望能转变当地违法的伐木行业中一些人的观念，让他们知道滥砍乱伐会引发当地农村的各种困难，比如水土流失、洪水爆发。她说：“这可能并不是解决之道，但毕竟是个开始。”

其他人，也在参与博弈，他们用印度的“知情权”法规强迫相关官员和警察公布对盗卖木材的调查与检控。

当地的活动家们关注的焦点在哈格。当然有人已经尝试过让他们噤声。其中一人说道：“这就是为什么克什米尔的情况会最糟糕。三四个当地的显贵就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肆意掠夺一切。但他们无法封住我们的口。越来越的人正在加入我们。”

但是时间所剩无几。至今没有科学的森林地图，这就意味着无法测算出目前已经造成了多大的破坏。

“这正是一场环境灾难。”当地的环境专家说。因为惧怕盗卖木材行业中“有权势的当地相关人”，他要求匿名。“有的森林非常非常古老，基本上已经无法再生了。”

伐木者自己也说，他们知道森林比起以前稀疏了许多。

“曾经林中有许多野兽，那儿又黑又吓人。”30岁的阿卜杜尔·拉希德说道，他得养活12口人，还找不到别的工作。“现在森林亮了很多，野生动物也少了很多。”

碳犯罪

森林采伐为世界碳排放增多做出了12%至15%的贡献，使之在燃烧矿物燃料之后，成为排名第二的人为增多碳排放的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森林退化率是每年一千三百万公顷——相当于英国的英格兰地区面积。

森林中储存的碳是大气中的两倍之多。停止砍伐森林被公认为最便捷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式。

欧盟的非法木材贸易额高达32亿美元。但是在最新商议并将在2012年生效的欧盟法律中，联盟中的27个国家都将禁止非法的木材买卖。继中国和日本之后，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非法木材产品进口国。

作者：克里斯丁·奥特瑞

来源：www.guardian.co.uk/